听过20世纪60年代后期国内政治宣传的人，对报纸和电台上曾大力宣传的缅甸共产党武装都会记忆犹新，部分红卫兵还曾凭着一时冲动搞过“国际支左”。改革开放后，国内报道对缅共不再提及，其灭亡情况也不为人所知。1994年，本人曾到中缅边境考察，听当年“国际支左”的红卫兵谈过这段经历。其实，从自己的影子中往往最容易看到本身的缺陷。缅共的前车之覆，对我们今天的反腐败斗争是很好的镜鉴。
    抗日斗争中兴起，学习中共革命道路
     缅甸与中国山水相连，历史上交往很深。明朝末年一些反清的内地人逃入缅境，成为“果敢”人的最早祖先。1939年，在英国对缅甸实行殖民统治的末期，德钦丹东等读过马列著作的知识分子发起成立了缅甸共产党。他们在普遍笃信佛教的居民中起初并无太大影响。1942年日本侵略军入缅，打出“帮助大东亚共荣圈内的国家独立”的旗号，当地主张民族独立的德钦党多数领导人竟欢迎日军，只有缅共提出抗日口号，并发起建立反法西斯人民同盟，从而威信大增，连后来长期执政的奈温也曾参加缅共并成为候补党员。
     1945年缅共组织反日起义时，曾建立起2万人的武装，在英国恢复统治后成为一支重要力量。1948年缅甸独立时，缅共提出“和平发展”口号，曾放弃武装走和平议会道路，却未获成功。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后，缅共主席德钦丹东提出要“面向东方，学习毛泽东思想”。在此情况下，如何对待缅共，中共中央一时左右为难，拿不定主意。
     列宁认为世界革命是连成一体的，按这一原则要求，一国共产党掌权后便有义务支援同一信仰的他国党进行革命，1919年成立的共产国际便以此原则要求下属各党。但根据现代国际关系的共识，一国又不应干涉他国内政，这种党际关系要求与国际关系准则存在的矛盾，曾使共产党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长期陷入“两难”处境。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开始处理国家外交事务后，很快便感受到理想主义与现实的矛盾，在对外宣传中便停止鼓动世界革命，与缅甸、印度等国政府都建立了正常外交关系。当时周恩来强调，中国想支持各国的革命进步事业，关键是把自己国家建设好，以榜样的作用去影响他人。
     缅甸政府于1950年初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中最早同新中国建交，因为缅共的存在，其政府对华自然抱有担忧情绪。1954年缅甸吴努总理首次访华时，曾于北京饭店的宴会上坦率地讲了自己的心态，那便是：“中国如同大象，缅甸好比羔羊。大象会不会发怒，无疑会使羔羊时刻提心吊胆。”当时因美国大力组织反华包围圈，争取缅甸中立和对华友好，便成为新中国外交政策的重要一环。
     1954年周恩来访问缅甸时，同吴努总理一同发表的联合公报中首次宣布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强调不干涉他国内政时又说明“革命是不能输出的。”周恩来、刘少奇访缅时，也都说明中国从来没有支持缅共来推翻政府，并以朋友的态度表示希望缅甸政府领导人与缅共坐下来一起谈，中缅两国关系由此进入非常友好的时期。
     1955年以后，缅共因得不到实际外援，开始与政府和谈，其内部也分裂为“白旗派”和“红旗派”。60年代初中苏分裂后，缅共重新凝聚起来并表态支持中共，并自称“国际共运由ABC支撑”。所谓A，即是Albania（阿尔巴尼亚），B即是Burma（缅甸），C指China（中国），缅共俨然与阿尔巴尼亚、中国并列为马列的最正统继承者。当时中共因在国际共运处于孤立状态，自然欣赏这一表态。1964年9月，缅共中央会议上提出“赢得战争，夺取政权”的路线。不久，缅甸国内发生了经济动荡和大规模学潮，在此形势下缅共于1966年进入了鼎盛期，其根据地在国内发展到九块，人口近百万，还建立了3万军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