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红墙大事》 作者：张树德  出版社： 中央文献出版社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我党领导的武装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然而抗日战争爆发后，围绕着抗日战争应采取什么样的战略方针，在我们党内进行了一场争论。在这场争论当中，毛泽东与彭德怀之间曾有过一定的分歧，争论的结果，毛泽东后来在著名的《论持久战》中，对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作了全面系统的概括和总结，使其更加完善。
    毛泽东主张打游击战而不是阵地战，尤其要保持红军“独立自主的指挥权”
     对于抗日战争怎样打，毛泽东早就有所考虑。1936年7月16日，他在同美国著名记者斯诺的谈话中，就对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作了精彩的论述。当然，由于当时抗日战争还没有全面爆发，因而毛泽东这时的阐述还只是个构想，在后来的实践当中有了很大的修正，但是不应否定，它对后来的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的制定，奠定了基础。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毛泽东进一步完善了自己与斯诺谈话中所提出的观点。1937年7月14日，毛泽东等红军将领致电叶剑英请其设法转告蒋介石。在这封电报中，毛泽东客观地分析了红军的特长和不足，提出了适应我军的军事战略原则。他指出：红军的特长在运动战，防守非其所长，为了发挥红军的优势，红军愿与防守之友军配合作战，并愿意一部分深入敌后，打其后方。
     8月1日，洛甫(张闻天)与毛泽东致电同国民党谈判的周恩来、博古(秦邦宪)、林伯渠，第一次比较明确地提出了红军对日本作战的原则。电报指出：“关于红军作战原则，依当前敌我情况，我们认为须坚持下列两项原则：在整个战略方针上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因此，不能在战役战术上受束缚。只有如此才能发挥红军特长，给日寇以相当打击。”
     8月4日，洛甫(张闻天)和毛泽东在致到南京参加国防会议的中共代表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并告博古(秦邦宪)、林伯渠等的电报关于国防问题的意见中再次提出：红军“正规战与游击战相配合，游击战以红军与其他适宜部队及人民武装担任之，在整个战略部署下保持独立自主的指挥权”；“担任游击之部队，依地形条件及战况之发展，适当使用其兵力。为适应游击战性质，原则上应分开使用，而不是集中使用”；“依情况，红军应出三分之一兵力，……”“发动人民的武装自卫战，是保证军队作战胜利的中心一环，对此方针游移是必败之道”。这些原则对于后来抗日战争战略方针的原则具有重要意义。
     此时，红军其他高级将领对此原则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8月4日，朱德、周恩来、博古(秦邦宪)等就致电洛甫(张闻天)和毛泽东对于红军作战：要求独立自主担任一方面作战任务，发挥红军运动战、游击战、持久战；不拒绝红军主力出动，但要求足够补充与使用兵力自由……
     收此电后，洛甫(张闻天)和毛泽东致电朱德、周恩来等对红军的作战任务与使用原则作了指示，指出：“担任一方面任务问题。红军担负以独立自主的游击运动战，钳制敌人大部分，消灭敌人一部分的任务。……我们事实上只宜作侧面战，不宜作正面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