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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这四个呼风唤雨的“牛”人，各显神通，把蒋介石“固若金汤”的“铁桶”江山搞得七零八落，土崩瓦解，最后“无可奈何花落去”，蒋介石香甜的金陵春梦也戛然而止。 他虽不曾和李后主一样“垂泪对宫娥”，却也狼狈万分地逃出大陆，委屈龟缩在台湾孤岛上，风晨雨夕，背诵李白的“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去了。 四人中，只有粟裕是负责战役指挥的唯一副职，在当时可谓绝无仅有。毛泽东麾下的“雄兵百万，战将千员”里，找不出第二个例子。 同一时期，西北野战军副司令员张宗逊、赵寿山，中原野战军副司令员陈毅、李先念，东北野战军副司令员高岗、吕正操、周保中、萧劲光，都只有协助司令员战役指挥的权力，而无独立的全军战役指挥权。其中有些副司令员的工作重心主要还在兼任的其他职务，因此更多的是一种荣誉而非实职。 不仅如此，战役指挥交给粟裕负责这一命令，后来还得到毛泽东的再次明确。 1949年3月，他安排粟裕担任华东局常委(书记饶漱石，副书记陈毅、康生)的同时，还特别指定并非野战军司令员的粟裕分管军事。① 如果对这一特殊的指令缺乏足够的震惊和认识，那么同样再看看同时期其他中央局的军事主管，也许就大不一样了。他们分别是： 西北局彭德怀(书记)、东北局高岗(书记)、华中局(中南局)林彪(书记)、西南局刘伯承(副书记)。 以上四人，除东北局这时已是和平区域，高岗的东北局书记也不需要打仗，更多的是守成的“看守内阁”之外，其余三人，都是与粟裕一样尚有“平天下”任务的野战军司令员。 因此，如果只机械地从副司令员的级别形式，而非负责战役指挥、分管军事的实质看待粟裕，往往便在表象与实质之间迷糊，自然会得出与历史事实大相径庭的结论。 1955年的元帅授衔以及由此诠释授衔存在即合理的观点，大概就是很好的例子。 毛泽东这一安排，在中外军事史上十分罕见，不过也有惊人相似的例子。 唐代的“中兴名将”郭子仪担任关内、河东等方面的统军副元帅负责战役指挥时，元帅则由广平王等皇帝的亲信担任；另一名将李光弼做天下兵马副元帅负责战役指挥时，元帅则由皇亲国戚赵王担任，便都是少有的特例。 粟裕麾下的老兵、原国防部长迟浩田说：“两军对阵，不仅是兵力、火力、士气的较量，也是双方指挥员谋略水平和指挥艺术的较量，在一定情况下，胜负往往取决于指挥员的一念之间。” 因此，“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正如粟裕所说：“在战争中间，战略区主要军事指挥员的配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某些认为战役的胜负决定于官衔、资格、间谍的观点，无疑是有其片面性与局限性的，可谓“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无独有偶。 毛泽东在东北战略区将仅为中央委员的林彪，“突击”提拔为东北局书记，四位中央政治局委员彭真、陈云、高岗、李富春却只担任副书记，处于林彪的副手位置。 这与华东安排粟裕负责战役指挥，形式上虽然不同，但实质并无多大区别。 《毛泽东与林彪》一书，谈到东北战场统帅配置时，总结说：“东北和全国一样，战争是第一位和现实的事，其他政治、经济都需要从属于军事。选择一个战略区的领导人主要是选择军事指挥员，选择战区统帅。以前，和战未定，一个战略区的负责人需要兼长军政，而在战争期间，则以擅长军事者为主。” 东北如此，华东当然也不例外。 粟裕不仅在战役指挥位置上，干出了优等佳绩，形成了“华东战史，没有粟裕就不成章”的历史结论，而且对战役指挥的理论有独到的研究与阐述。 这一点，即便是林彪等其他三位负责战役指挥的野战军司令员，也似乎难以企及。 1981年夏天，负责《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编写的军史副主编张照远，在编写战史条目时，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难题。 他一反常规俗套，试图不着重写千篇一律、毫无创意的战役经过，而是突出凝结军事智慧结晶的战役指挥。但从未有过战役指挥实践的他，对战役指挥的基本规律摸不准。 这时候，当年的四大方面军“牛”人，林彪、彭德怀已不在人世，刘伯承则是久卧病床的植物人，只有粟裕情况好点，但也正躺在医院治疗。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