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蔡洼，总前委召开了成立以来的第一次会议，然而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已经不是淮海战役本身，而是关于渡江作战的问题了。大家根据中央军委的意图和敌人的江防部署，对我军实施渡江作战的有利条件和各种困难进行了全面分析，研究讨论了两大野战军渡江作战的兵力编成和部署，以及渡江作战的时机和协同等问题。会议休息时，总前委还在一起照了相，就是那张著名的五人合影，使今天的人们得以重睹淮海战役总前委成员的战斗风采。当时，我们华野三大部门领导伺志在旁边，照相时总前委首长拉我们参加，但我们谁也没有靠上前去。今天想起来，真有点后悔，这是一个多么值得纪念的历史镜头呵！会后，伯承和陈毅同志到西柏坡向中央汇报、请示工作，小平同志返回中野司令部。我们按照毛泽东主席的部署和总前委会议的精神，认真落实渡江作战的各项准备工作。
     华东野战军改编为第三野战军以后，我们搬到了蚌埠以南的孙家圩子。记得是1949年3月25日，小平和陈毅同志到我们住地来，召集三野领导开作战会议。小平同志按照毛泽东主席、中央军委的指示，全面分析了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利用长江防线，拒我于长江以北，以便等待时机、卷土重来的战略图谋和主要部署。当时，蒋介石有个计划，如江防被我军突破，反击不奏效，南京东西地段之兵力即撤守上海，皖南地区之兵力撤守浙赣线，以组织新的防御。针对这一情况，小平同志指出，我军渡江作战要达到如下战略目的：第一是不让沿岸敌人收缩到上海；第二是不让皖南敌人收缩到浙赣线。他要求三野部队集中研究怎样就地歼敌、不让敌人收缩到上海和今后如何消灭上海之敌的问题。为便于组织协同，小平同志还介绍了二野部队的编成和渡江计划。因粟裕同志当时在济南养病，由我向小平同志汇报了三野渡江作战的有关方案、部署和基本打法，得到了小平同志的赞同。小平同志工作十分深入、细致。会议期间，他亲自找华野七、八、九兵团的主要领导同志谈话，了解情况，交待行动注意事项。当时，三野第十兵团在泰州地区，因距离较远，没有能去。会后，小平同志要陈毅同志将讨论的情况整理一下，陈老总又把任务交给我。我作为参谋长，多年的司令部工作养成了我起草周密细致的作战命令的习惯，于是我按照会议讨论意见，写了两个野战军渡江作战的计划、方案：主要讲的是哪个兵团、哪个军向哪个方向打，怎么打、怎么突破防线等等。小平同志看了之后说，这个文件对组织部队作战是可以的，但上报军委和指导战役全盘，就显得太具体了，作为总前委，应该站得高一些，更原则一些。于是他亲自动手写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这个《纲要》用我们司令部的电台拍发上报军委，军委很快就回电表示同意。小平同志这种简单明快的工作作风，高屋建瓴的领导艺术，使我深受教益。按照小平同志制定的《纲要》，我们在渡江作战中，采取了宽正面同时强渡和有重点多路突击的战法，迅速突破江防，占领了南京。接着，又采取中、东集团对进，分割包围的战略战术，取得了渡江战役第二阶段的胜利。《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是小平同志的一篇重要军事文献，已经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今天，它对于我军高级指挥员学会如何把握战争全局，正确定下决心，仍有重要的启迪。我在国防大学工作时，曾把这篇文章印发给全军战役进修班，供高中级领导干部学习研究，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解放以后，我于1954年到南京军事学院学习，毕业后留任副院长。记得在学院工作期间，有次我向刘帅请教一个问题，即能否把挺进大别山作为解放战争战略进攻的序幕。刘帅沉思了一下，表示同意我的意见。接着，他突然问我：“你看小平同志没有上过军事学校，为什么打仗决心那么正确？”我没有一点思想准备，一下子被问住了。我想起与小平同志的短暂接触中自己所受到的教益，想起跟二野同志一起学习时常听他们讲到的，——小平和伯承同志是一对团结战斗的楷模，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能密切配合，亲密无间，就像一个人一样。二野打仗最困难的时候，常常是小平同志下决心，伯承同志具体组织。小平同志平时话不多，不大开玩笑，但决心坚定，不会轻易改变。于是我就对刘帅说，可能是小平同志了解上级的意图、当面的敌情和自己的部队吧。刘帅颔首表示同意，并说道：“关键在于小平同志在实践中掌握了军事辩证法，因此善于根据实际情况作出决断，这是最重要的啊！”
    二
     “文化大革命”期间，小平同志受到错误的批判和斗争，离开了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那时，我也被“造反派”关起来了。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我恢复了工作，到武汉军区当副司令员，但随即在葛洲坝工程搞了两年，从1973年起重新接触军队工作。看到部队由于受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一些非常好的制度、传统和作风丢掉了，训练也很少有人抓了；军政素质下降的情况，内心感到非常焦急和忧虑。就在这时，小平同志出任军委领导职务，明确提出“军队要整顿”，“要把训练放在战略问题的一个重要位置上”。小平同志的指示抓住了整军治军的关键环节，使我们这些同志的精神为之一振。有了小平同志的支持，大家把训练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大办教导队，很快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有力地推动了部队各项工作的协调发展。
     1975年7月，我接到军委的通知，来北京后，粟裕同志代表军委与我谈了话。他说军委决定我到总后勤部工作。我感到很突然，表示自己没有做过后勤工作，怕做不好。粟裕同志讲，这次工作调动是小平同志点的将。因为现代条件下作战，后勤问题越来越重要了，你长期从事军事工作，到总后正可以发挥你的长处。他还介绍了当时周恩来总理病重、毛泽东主席批评“四人帮”以及“四人帮”加紧夺权的政治形势，我表示在小平同志领导下，一定要干好工作，同时也对时局深感忧虑。果然，我到总后勤部工作不久，“四人帮”就发起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小平同志领导的各项整顿被迫中断，形势发生了逆转。在这期间中央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我看到了小平同志，他虽然沉默寡言，但表情依然十分坚毅。我问他身体好吗？他说，还好。我说，你多保重，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小平同志沉思着，没有吭声。我想，他一定明白了我话中的意思。
     粉碎“四人帮”之后，经过一段曲折，小平同志终于重新主持军委工作，大家都由衷地高兴，感到我们军队有了希望。十年动乱，对军队的破坏太大了。总后勤部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重灾区，粉碎“四人帮”之后，拨乱反正的工作一度阻力重重，进展缓慢。针对这一情况，1977年底我曾写信向小平同志请示，建议在揭批“四人帮”罪行的同时，解决林彪反革命集团遗留的问题。小平同志马上打电话给我，表示同意所提建议，第二天又作出重要批示：“我已电话答复同意。总后多年来一直解决不了问题，不再这样办，不能解决问题，甚至建立一个较好的班子，都不可能”。小平同志的批示，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在总后系统拨乱反正、开创新局面的关键，是对总后党委工作的有力支持。我们按照小平同志的批示精神狠抓揭批林彪、“四人帮”的工作，使总后的形势很快有了明显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