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容共”政策，年来所得的结果怎样呢？在外说得了不少的成绩，但在内来说，我敢老实不客气的说，已经不是国民党“容共”，实是共产党“容国”了，试看国民党青年，革命性丰富一点的，因为国民党组织散漫，纪律不严之故，无人指挥，欲工作而无从，最容易被人拉入共产党，那国民党已经成了入共产党的桥梁。这种事实，谁都不能否认的。
    文章摘自《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4期 作者：王奇生 原题为《从“容共”到“容国”1924—1927年国共党际关系再考察》
     改组初期的国民党号称有党员20万，实际则是一盘散沙，而且当时其党员数量并非实数，如1922年达林会见孙中山时，即对孙将十万雇佣兵亦看作自己的党员表示惊讶[116]。改组前，广州国民党分部号称有3万党员，改组登记时才3000，不过1／10。在初履广州的鲍罗廷眼中，改组前的国民党“作为一支有组织的力量已经完全不存在”，因为党同党员没有任何联系。除了围绕在孙中山身边的少数国民党精英外，改组前的国民党实际上是一个无组织、无群众的徒有其名的政党。
     正是在这样一个组织空虚的国民党内，中共以一个人数不过400余人的小党，利用国民党改组后急谋发展的机会，很快在国民党地方组织中取得支配地位。尽管中共在国共合作初期深恐引起国民党人的妒嫉而有所约束，但在1924年5月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后即渐取积极发展路线，并迅速展示出中共在组织和宣传方面的明显优势。改组之后不久，戴季陶即已感觉到两党的差异：“盖一方则旧日同志，绝不觉悟，不合群，不努力；一方则共产党之扩张发展，日进无已”。他显然为此深怀忧虑。
     如果说，改组初期的戴季陶所看到的还仅是某种潜在趋势的话，那么，到国民党二大召开前后，国共两党的组织力量对比已明显形成逆转之势。如1926年2月10日维经斯基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谈到：“共产党实际上领导着国民党。小小的共产党处于国民党的机构之中，在组织和发展国民党”；“共产党的影响太大了，很难划清两党之间的界限，几乎所有领导权都掌握在共产党人手里。我们在那里的同志问，是否应该使国民党摆脱共产党的影响享有更多一些自由呢？”维经斯基的说法可能有浮夸的成份，但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影响增大则是事实。据谭平山称，在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召开前后，已有大约90％的国民党地方组织处于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的领导之下。
     一般认为，“中山舰事件”后，特别是蒋介石《整理党务案》提出后，中共在国民党内的影响力显著下降。这其实只是一种表象。《整理党务案》虽使中共党员从国民党中央部长级的几个职位上退了下来，但并未影响到中共对国民党地方组织的控制。据当时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等人给共产国际的报告，经过“三二О事件”和“五一五”之后，中共在组织上和政治上取得了更多的独立性，也更加深入到群众中去，在群众中加强了自己的影响。1926年8月，国民党左派顾孟余在与维经斯基的一次谈话中提到，在省一级的地方党部，以及大量基层组织中，共产党人均占多数，而在另外一些地方，共产党人即使处于少数，也能通过其党团来领导国民党。
     同时期来自中共高层的报告进一步证实了顾孟余的这一说法。据1926年11月陈独秀关于国民党问题的报告，广东、上海、北京、湖南等几个重要地区的国民党组织都处于共产党“包办”之下（“包办”一词系出自中共党人之口），以至于广东、上海的资产阶级亦情愿直接与中共合作，而觉得国民党没有什么用。在北京，“所有工作皆守常在那里提调，几乎K.M.T.就是李守常”。在上海，据当时中共上海区委的报告，上海国民党党部处于中共的“包办”之下，以至于“一般民众的心目中，上海特别市党部等于C.P.”。“还有许多负民校（当时中共对国民党的代称——引者注）工作责任的同志，在民校的组织系统之下，不受民校指挥，不与民校上级党部发生关系，没有经过民校手续，而径自执行我们党的行动策略。”这类情形并非中共上海区委的独特现象。如1926年8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第12号通告，训令“各地国民党省党部市党部尤其是上海党部，应速发表很严正的宣言，公开反对孙传芳书函。内容要点是……”中共中央居然能直接向国民党各省市党部下发训令，亦可见其“包办”之一斑。
     在“包办”国民党地方组织的同时，中共还从国民党青年中吸收党团员。早在中共三大议决国共合作之际，中共中央即提出：“我们加入国民党，但仍旧保存我们的组织，并须努力从各工人团体中，从国民党左派中，吸收真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渐渐扩大我们的组织，谨严我们的纪律，以立强大的群众共产党之基础。”不过在国共合作之初，中共对自身组织的发展一直持谨慎态度，对吸收新党员控制甚严；而且在国民党内比较自我约束，其精力主要放在发展和扩充国民党组织上。自1924年5月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后，中共逐渐转变策略，开始注意在国民党内发展组织力量。中共的做法很快引起国民党人的警觉。1924年6、7月间，部分国民党员提出弹劾案，指责共产党破坏国民党，其中之一是共产党“在国民党原有的党员中，吸收所谓阶级觉悟的分子，成立一个国民党的左派”。8月中旬，国民党中央全会讨论弹劾案，又有国民党代表提出：“国民党员不得任意加入其他政党，凡共产党员加入本党者，应专从本党工作，不得援引本党党员重新加入共产党及为共产党征求党员。”对此，陈独秀回复说：“在国民党内成立一个左派，直算是进步，不是破坏……若指吸收有阶级觉悟的分子入共产党，这乃阶级分化、政党分化之必然的社会现象，非人力所能拦阻。而且浅薄些说，为什么只许共产党党员加入国民党，而不许国民党党员加入共产党呢？”
     1925年7月，戴季陶在《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一书中也指责中共在国民党员中扩张C.Y.和C.P.的组织。对此，陈独秀并不否认，只是回复说，“在事实上，据我所知，年来由国民党员加入C.P.的很少很少，比较C.P.加入国民党的大约不及百分之二，比较由C.P.介绍加入国民党的大约不及千分之五。”如果陈独秀所提供的数字属实的话，则此时国民党员转入中共者尚少。不过，陈回避了国民党员转入C.Y.的人数。而当时国民党青年改宗转党者，一般是先入C.Y.，再由C.Y.转入C.P.。
     1926年1月18日，国民党二大上有代表提出，国民党员加入共产党时，要得到该地党部的许可。此议一出，当即遭到与会中共代表的反对。张国焘声称，世界各国政党的党员，入党出党都有充分的自由。而且国民党员加入共产党的，实数不过共产党员人数的3％。张所说3％是否确系实数，尚待考证，但此问题提到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上讨论，说明已引起国民党人的高度重视。5月17日，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通过《整理党务第二决议案》规定：“本党党员未受准予脱党以前，不得加入其他党籍，如既脱本党党籍而加入他党者，不得再入本党。”以决议的形式来对国民党员改宗转党加以限制，本身即反映出问题已有相当的严重性。据称在这一决议颁布后，中共方面曾声明，今后将不从国民党员中吸收新党员，但实际并未执行。同年9月，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使团在关于广州政治和党派关系的调查报告中谈到，在中山舰事件后的数月里，从国民党转到共产党里来的大学生多达300人。当时广州中共党员总数为2000人，其中学生知识分子党员约400人。也就是说，从国民党方面转过来的党员约占广州中共党员总数的1／7，占知识分子党员的3／4。这类情形自然会引起国民党高层的警觉。1926年9月国民党代表邵力子在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中，对共产党人提出两点批评：一是挑拨工农群众与国民党的关系，使国民党难以赢得工农的信任；二是“竭力要把国民党的年轻左派吸收到共产党组织中去，结果是国民党内几乎没有纯粹的国民党左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