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秉坊是山东博兴县人，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林业系。在上世纪 20年代，孔祥熙任工商部长和实业部长时，高在实业部因为办事干练、勤勤恳恳，深得孔的信任。
    30年代，孔出任国民党中央银行总裁兼财政部长，高出任税务司司长。
     高到职之后，以整理地方税务为名，发起了一次全国税务会议，邀请各省、市财政厅长、财政局长及有关人员，到南京开了一次十分热闹的大会，理顺了中央和地方的财税关系，解决了地方一些不合理的财税问题。会议以后，他决定筹办直接税，创民国以来赋税的崭新局面，既使中央财政增加财源，也有利于地方财政的收入。高秉坊的税务改革颇有成效，自恃有才，凡事独断专行，飞扬跋扈。
     国民党内部派系很多，搞党务的也想在税务方面占一席之地。高秉坊提出“新税新人新精神”的“三新”政策，迫切需要有一批新骨干来执行，于是就在财政部下首先破例开办了一个税务人员训练班。这就与搞党务的CC头子陈果夫发生了矛盾。陈认为，训练税务干部，要么由中央政校直接训练，要么由财政部委托中央政校办理。高都不采用，而是在财政部下他自己主持训练。高为了抵制 CC，还请出全国学生军训教导总队长桂永清兼任训练班教导长。桂为复兴社高干，这明显是对付 CC，使陈果夫火冒三丈，却又不便得罪复兴社，只得暂时忍耐，伺机报复。
    1942年，在赋税的改造中，直属税局人员一律要经过考核使用。这个消息传出，很多县分局重要官员感到恐慌。过去 CC曾派了一批人员进入税局，有六人都担任县分局局长。因此陈果夫要中统局局长徐恩曾去拜访高秉坊，向高打一个招呼，要保留这六个县分局局长。高对此答复，他说：“税务人员不能兼任其他职务；任何干部，尤其是分局长一定要严格考核，不称职的就淘汰。”经过考核后，这六个县分局长两名被淘汰出局，另外四名调职使用。
     这件事更使陈果夫大为不满，指示徐恩曾立即成立“高秉坊专案小组”。徐兼组长，两个被撤职的分局局长为主要成员。经过一段时间，专案小组写了一份高贪污渎职的调查报告。陈果夫以侍从室主任看也不看就批交法院严惩不贷，并以军委会名义将高逮捕，陈果夫还向法院指示判高极刑。法院调查认为不足判刑，推来推去，在陈果夫压力下，其以所谓的“模糊审判”判决高以极刑。法院抗不过 CC，采取“初判”方式判高秉坊死刑，暗下嘱高向高院上诉，用推的办法对付 CC。
    高不服，请名律师章士钊、戴修瓒为他辩护。加上法律的支持依法更审，复发重庆地院，于 1946年1月20日作出更审，改判：“高秉坊连续对于主管事务，直接图利，处以无期徒刑，剥夺权利终身。”
     高秉坊被关在重庆石板坡监狱中，也是别开生面的。监狱同意高的家属及同僚，在大墙之内砌一栋一房一厅的私房，高就在里面服刑。他伙食自理，配一名厨师也是自费。各报记者通过监狱长就可以采访。这在国民党的司法监狱史上，由犯人在狱中自建公馆坐牢，也是唯一特殊的例子。
     高秉坊一案对倒孔是火上加油，还没有等到官司打完，孔财神在众怒之下已经垮台了。CC为了要让孔永不能翻身，原是要置高于死地，虽未达到目的，但以高压手段判了高无期，也算是一记重拳。倒台的孔祥熙与其老婆宋蔼龄早已将巨额的公家所有美金、金条从巴西转到瑞士，虽然乌纱帽丢了，但还是一个拥有 10亿美元的中国首富。
     从“反孔”的战略上看，四大家族内部的派系斗争，杀了林士良之后又抓了高，加速了孔财神倒台。“四大家族”内讧，孔、宋、陈几家矛盾并没有完全让蒋介石失去“保孔”信心。岌岌欲堕的孔氏财阀，最后更疯狂，一方面在转移吞蚀的黄金、美元，又发生吞蚀了美元贷款，接着发生黄金涨价消息外泄案。这些使舆论沸腾。监察院插手调查，公布购买黄金的大户。
     重庆是陪都，外国报纸和通讯派了不少记者，又以美国为多。他们向外发新闻不受任何检查。国民党中宣部以一个副部长专门与他们打交道，同时还设了一个“驻外记者招待所”，不仅要为他们提供通讯方便，对生活也派专人侍候。美国记者中虽有的为蒋说几句好话，他们可都是自由主义者，有闻必录，把孔祥熙一家丑闻都发到美国去了。国内见不到的新闻在外国报刊上反而有报道。如 1943年，孔祥熙想为财政开一条邪路，四川是产鸦片烟大省，重庆又是川、云、贵三省毒品集散地，孔投资，指定由川西最大毒品贩子、大袍哥冷开泰和重庆袍哥少壮派领袖石孝先合办公司。这件事美国记者知道了，在一次国民党行政院新闻发布会上，美记者提出这条新闻，以求证实，中宣部发言人矢口否认，此公司因而流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