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厂的侦缉谍报范围非常广，朝廷会审大案、锦衣卫北镇抚司拷问重犯，东厂都要派人听审;朝廷的各个衙门都有东厂人员坐班，监视官员们的一举一动;一些重要衙门的文件，如兵部的各种边报、塘报，东厂都要派人查看;甚至连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柴米油盐的价格，也在东厂的侦察范围之内。东厂获得的情报，可以直接向皇帝报告，相比锦衣卫必须采用奏章的形式进行汇报，要方便快捷的多。因此，可以说，在一定意义上东厂的权利有时大过锦衣卫。 到了明朝中晚期，东厂的侦缉范围甚至扩大到了全国，连远州僻壤，也出现了“鲜衣怒马作京师语者”。因为东厂的侦缉谍报人员每天在全国各地活动，并非完全为朝廷办事，更多的则是为自己谋私利。他们经常罗织罪名，诬害良民，构陷官员，趁机敲诈勒索，一时搞的全国上下人人自危，官不自保，民不聊生。 然后再说说西厂和内行厂。西厂在明朝历史上只短期存在过，明宪宗成化年间，先是京城内出现了“妖狐夜出”的神秘案件，接着又有一个妖道李子龙用旁门左道蛊惑人心，甚至网罗了很多太监，意图不轨。虽然李子龙和他的党徒最终被锦衣卫一网打尽，但宪宗朱见深由此深感侦缉谍报力量的不足。于是他让身边一个名叫汪直的小太监前往宫外打探消息，做谍报工作。这汪直生性机灵，也很能干。他抓住了这个难得的机会，四处捕风捉影，八方打探消息，最后把搜罗了的所谓 “秘密消息”报告给了宪宗。宪宗认为这些消息很有价值，对汪直的谍报工作也十分满意，吩咐要他继续做下去。 没想到几个月后，也就是明成化十三年，即1477年宪宗成立了一个新的内廷谍报机构西缉事厂，简称西厂。其首领便是汪直。西厂总部设在灵济宫前，在宪宗的亲自过问下，短短几个月内，西厂人员极度扩充，其权力和势力甚至超过了东厂。 西厂成立，本来只是为了替宪宗皇帝打探消息，做谍报工作，但是汪直为了崭露头角，便拼命的虚构大案、要案，其办案数量之多、速度之快、牵扯人员之多都远远超过了东厂和锦衣卫。西厂在全国布下侦缉谍报网，主要打击对象是朝中大臣和地方官员。一旦怀疑某个朝中大臣，某个地方官员，就立刻加以逮捕，事先不必经由皇帝同意，之后当然就是严刑逼供，争取把案件弄得越大越好。对于一般百姓来说，更是胆战心惊，其言行只要稍有不甚，就会被西厂以妖言惑众之罪从重处置。 就这样，汪直以西厂为据点，勾结一些朝官结党，排除异己，陷害忠良，权倾天下，弄得朝野上下人心惶惶，反对之声不绝于耳。此时，以大学士商辂为首的辅政大臣挺身而出，集体上书，向宪宗痛陈西厂之危害，并将汪直肆意二位的不法之事一一举报。宪宗收到奏章后大为震惊，于是撤销了西厂，遣散了西厂的工作人员。此时距西厂成立仅仅只有五个月时间，但没有西厂的日子总让宪宗觉得没有安全感。宠臣戴缙得知他的这种心思后，便主动上书，大肆吹捧汪直。宪宗看了大喜，立刻恢复西厂，并给戴缙升了职。西厂，这个宪宗精心布局的特务机构，撤销与恢复之间，仅仅相隔一个月。西厂恢复了，汪直再次成为西厂的领导，更加肆无忌惮地严酷办案，在此后的五年里，汪直领导西厂又办下了无数的大案、要案，并将反对自己的朝臣如商辂、项忠等一一剪除，他的权势也达到了极点。但俗话说：“物极必反”，汪直极度膨胀的权力不能不引起宪宗的警觉，在其后的权力角逐中，汪直败北，被调出京城，西厂也随之解散。几年以后，汪直在失意中落寞地死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