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时势造英雄

俗话说“时势造英雄”。李鸿章重返曾幕后，急剧变化的时势确实为他提供了一个掌握兵权、独立崛起的历史性机遇。

李鸿章是咸丰十一年(1861)秋天回到曾国藩身边的。此时，清军与太平军的战斗正处在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上，形势变得更加扑朔迷离：太平军丢失安庆之后，采取西线防御、东线进攻的方略，击溃东线清军，连克浙东、浙西大部分地区，兵锋直逼上海，力图把苏浙地区变成支撑太平天国的战略基地。上海地处东南前哨，对内辐射江、浙，对外连通欧、美，不仅战略地位极为重要，而且是全国最大的商业城市和朝廷的金库，一旦不保，将贻害全局，后果可想而知。上海官绅士商面对太平军的凌厉攻势，惶惶不可终日。他们一面组织当地中外武装进行激烈抵抗，一面派代表到安庆向曾国藩乞师求援。曾国藩开头有些犹豫，既担心上海地方太远，宛如“飞地”，一旦形势有变化，“声援不相达”;又顾虑上海的南面和北面已被太平军占领，东面是大海，在军事上是个“死地”，没有回旋余地，因此犹豫再三，难下决心。后来经过李鸿章做工作，说湘军已控扼长江中游地区，如今顺江东下，直逼太平军老巢金陵，此时如果分兵援沪，“由下捣上”，就可以形成东西两线互相配合分进合击之势，迫使太平军陷于两线作战的困境，曾国藩这才打消疑虑，同意分兵援沪。曾国藩最初想让曾国荃当主将，率部驰援上海，曾国荃却另有想法，说：“金陵为贼(太平军)根本，急攻金陵，贼必以全力援护，而后苏、杭可图。”(《曾国藩事略》卷二)打下安庆之后，曾国荃的眼睛只盯住金陵，其他地方全看不上。最适合去的人不想去，不得已，曾国藩只好退而求其次。可是这个“次”，还轮不到李鸿章，而是沈葆桢。后来为什么又变成李鸿章了呢?原来曾国藩翻来覆去地考虑许久之后，觉得沈葆桢虽然精于吏治，军事上却没有多少阅历，曾国藩高瞻远瞩的目光这才慢慢落到李鸿章身上。(《庸庵文续编·书合肥伯相李公用沪平吴》)曾国藩在给朝廷的奏折中夸奖李鸿章“才大心细，劲气内敛”，并说李鸿章“堪膺重任”，完全有能力担任江苏巡抚一职。(《李文忠公鸿章年谱》)

李鸿章以翰林院七品编修被征调回安徽老家协办团练那几年，虽然落魄潦倒，很不得志，但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所以也积累了赏加按察使衔，奉旨交军机处记名，遇有道员缺出，请旨简放的做官资本。道员是四品官，再往上升就是省级领导，较之七品编修，那是大多了。曾国藩有意推荐李鸿章出任江苏巡抚，就是由此而来。不补充说明这一点，人们难免会感到疑惑：只是一个高级幕友的李鸿章，何以一下子能够出任一省巡抚。

台湾学生书局1965年影印出版的《湘乡曾氏文献》一书中，收有咸丰十一年十月二十四日曾国藩写给曾国荃的一封信，这封信和薛福成的《书合肥伯相李公用沪平吴》一文，不仅详细记载了李鸿章带兵前往上海前的形势，而且揭示了曾国藩作出派兵援沪决定的另一动因：当时，江苏全省，长江以北尚多完善之地，江南则只有镇江一城为清兵所有，此外就只剩下一个上海孤城，靠着外国洋兵的出力帮助，总算没有被太平军吃掉。但上海三面受敌，一面临海，毫无回旋余地，洋兵又“恃功骄倨，缓则索重赏，急则坐观成败”，完全依靠他们不得，长久之策是希望在安庆立下大功的曾国藩能够派兵到上海援助。但曾国藩虽以两江总督身份统辖苏、浙、皖、赣四省军务，其实他手上直接掌握的兵力，主要就是曾国荃用来攻打安庆的那几万湘军，并没有余力兼顾上海。可是，来安庆求援的上海官绅士商们，提出了一个让曾国藩大为心动的建议：只要曾国藩答应赴援上海，每月将得到十万两白银的助饷。众所周知，湘军并非由国家供养的正规部队，而是一支类似民兵组织的地方武装，从成立那天起，其粮饷与给养就得靠自己设法解决，因此湘军的兵力始终不能根据实际需要尽力扩充，筹饷一事也一直是曾国藩最感头痛的问题。咸丰十年(1860)以后，曾国藩虽被正式任命为两江总督，有了可以收粮征饷的地盘，但其时江浙两地大部沦陷，赋入有限，湘军的粮饷主要还得靠大本营湖南接济，此外能够依靠的，就是湖北。多年来湖南方面虽然顾全大局，勉力支持，但仰面求人，毕竟是一件让人抬不起头来的事情，如今上海方面主动提出每月助饷十万的建议，无异于天降财神，要说曾国藩不为之心动，怎么可能!所以，不论是为了获得这笔巨额饷银的收入，还是为了保全上海，以便形成东西两线互相配合分进合击太平军之势，曾国藩都必须打消顾虑，派兵援沪。至于曾国荃不愿领头前往，一心只想获取攻占金陵的头功，而将崛起政坛的难得机遇这份大礼拱手送给了李鸿章，其间变化契机，只是其中的一个小小插曲而已。这再次充分证明：英雄不仅是时势造就的，而且历史变化的关键，常常在人们的一念之间，确实显得非常微妙。

李鸿章是安徽人，又在本省办过多年团练，与当地武装多有往来联系，他欣然领命回安徽招募淮勇后，招来几个较有名气的团练首领，以他们的基本武装为骨干，又有上海绅商提供的丰厚饷银，短短几个月内便招募了数千人马，一律按湘军营规予以编练。曾国藩又将几营湘军老兵编入这支新军，提高它的战斗力。这支新武装此后被人称为淮军。李鸿章的淮军后来不断发展壮大，不仅为朝廷保卫上海收复苏南立了大功，也因为扫清了太平天国的后院，使金陵成为一座孤城而加速了太平天国的灭亡。李鸿章和曾国藩一起受到了朝廷的嘉奖。曾国藩被封为一等毅勇侯，加太子太保;李鸿章被封为一等肃毅伯，两人同时赏戴双眼花翎(《清史稿·曾国藩传》、《清史稿·李鸿章传》)，其地位名望已经不相上下。这一年李鸿章四十二岁，离开安庆只不过两年时间而已。

十年后，曾国藩去世，李鸿章闻讯悲痛不已。在致曾国藩之子曾纪泽等人的书信中，时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怀着难以言状的悲痛心情，尽情追念老师对他的知遇之恩、师生之情;又从千里之外派专人送来挽联：“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忝为门生长;威名震九万里，内安外攘，旷代难逢天下才。”(《曾国藩年谱》附二《曾国藩荣哀录·联六十三》)对曾国藩的名望和事功推崇备至，赞誉有加，同时以曾国藩的衣钵传人自命并暗下决心：一定要继承老师遗志，完成其未竟之业。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