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崇祯有无下过收葬魏忠贤骸首的密旨?

这一点，至少是缺乏可信史料来佐证的，毕竟，“传谕收葬忠贤骸首”一说，仅仅出现在并非专业史料的古人笔记中，且是孤证。退一步讲，即便崇祯下过此密旨，也不能轻率的说成“既是对魏忠贤价值和功绩的重新肯定，也是对自己十七年执政生涯的全盘否定。”

1，至少崇祯在位期间，从未给阉党“逆案”平反翻案，直到死前，亦未留下重新肯定魏忠贤或对钦定阉党逆案有所反悔的只言片语。

2，当时京城面临兵祸，而京营兵力和城防任务大都掌握在宦官手中。在其他宦官眼中，虽说魏忠贤之死与己无关，但兔死狐悲、物伤其类之心也难免会存在于部分人中。崇祯若真的下过收葬的密旨，也没什么值得做文章的地方，合理的解释：那不过是笼络和鼓励宦官的一种策略。历史上不乏类似事例，康熙时期，为了全力对付吴三桂叛乱，康熙就收回了本已发出的裁撤其他二藩尚可喜、耿精忠的谕旨，但没有人会说康熙此举“是对藩镇存在价值的重新肯定”。与所谓的崇祯密旨收葬魏忠贤骸首一样，康熙此举亦属权宜之计罢。

3，崇祯在亡国前尚为自己开脱责任：“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亡国之臣耳”，甚至临死前也不忘责备臣子：“皆诸臣误朕”，这哪里有“对自己十七年执政生涯的全盘否定”的意思?

若真要举出崇祯对自己全盘否定的例证，还不如随便列出其众多罪己诏之一，如崇祯十七年(1644)二月，在李自成军将陷临晋时，他下罪已诏曰：“...朕为民父母，不得而卵翼之;民为朕赤子，不得而怀保之。坐令秦、豫丘墟，江、楚腥秽，罪非朕躬，谁任其责!所以使民罹锋镝，蹈水火，堇量以壑，骸积成丘者，皆朕之过也。使民输刍挽粟，居送行赍，加赋多无艺之征，预征有称贷之苦者，又朕之过也。使民室如悬磬，田卒污莱，望烟火而无门，号冷风而绝命者，又朕之过也。使民日月告凶，旱潦荐至，师旅所处，疫疠为殃，上干天地之和，下丛室家之怨者，又朕之过也。至于任大臣而不法，用小臣而不廉，言官首鼠而议不清，武将骄懦而功不奏，皆由朕抚驭失道，诚感未孚。”从这里可以看出崇祯对自己的责备和反省，比起传说中的下密旨收葬魏忠贤骸首一事要深刻得多。

三、一点后话

关于魏忠贤此人，是否如天启皇帝所云“恪谨忠贞，可计大事”及是否如原帖作者所谓“他(魏忠贤)还是心系国家、讲求原则的。魏忠贤主政期间，国内形势良好，辽东局势平稳”，偶就不多说啦。正如一个人定要说煤球是白的，你没必要跟他抬杠一样。

实际上，为阉党翻案的黑白颠倒事例，早在朱由崧的南明小朝廷时就有了。弘光元年(1645)，在马士英和阮大铖的操纵下，原阉党逆案中刘廷元、吕纯如、王韶徽、徐兆魁等一大批人被分别“予谥荫祭葬”或“复原官”[10]。这不合人心的举措招来时人广泛批评，如夏允彝(夏完淳之父)在所著《幸存录.门户杂志》中就说：“南都再建，逆案翻而宗社虚矣。此则当局者之咎也。”

综上可见，说崇祯"秘密收葬魏忠贤遗骸"并为魏"修坟立碑"，是经不住推敲的，至于是否下过收葬密旨，亦属不能肯定。以上拙见，或有不当处，尚望转帖者或原帖作者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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