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急的多尔衮得到“王女淑美”的报告后，显得急不可待，又派遣梭红等率领一队亲信人马径自赴朝接亲，又“恐王以为轻亵”，解释说“诸王大臣合称丧事虽重，王上悲痛不已，当念国事重大，妃位不宜久虚，层次陈请，子勉从众议。”而且“予意先行通信，随具六礼，然后迎亲。”但是“诸王大臣又复合称朝鲜路远，如依循礼节，恐往复之间，稽延时日。”所以“予复勉从，谕令速行进送。”爱面子讲礼貌的多尔衮还准备了彩礼：“送纻彩六百匹、赤金五百两、银一万两。”当然，作为惯例，多尔衮同时免除了向朝鲜征集“桦皮”的任务：“桦皮减除之举，不但於我国(朝鲜)得免莫大之弊，清国自以为大惠。”这次的“大惠”却是假公济私，交换来的不是粮食军需而是朝鲜女子。

朝鲜孝宗为多尔衮选妃还是很用心的，提供宗室女子数人供敕使们审看，敕使们最后选定十六岁的锦林君恺胤之女，孝宗“以宗室女为养女”，封“义顺公主”，又“以工曹判书元斗杓等四人为婚礼都监堂上，主管宗室女治装。”侍女的选择则颇费周折，起先朝鲜人“皆以村家贱役之女，苟充抄来”，以致“诸敕出见侍女所会处，即为发怒”，不得已朝鲜王廷“更令抄择两班中嫁公贱所产有姿色者，急速上送。”四月，朝鲜孝宗亲自出城“送义顺公主之行”，行中有侍女十六人，及女医、乳媪等数人。

与此同时，多尔衮则于其年五月“率诸王贝勒猎于山海关，朝鲜送女至，王迎于连山”，并即日“成婚”。据朝鲜方面护送人员报告：“九王初见公主，颇有喜色，待臣等亦厚。及至北京，以公主之不美，侍女之丑陋，诘责万端。”且“观其辞气，甚凶且秘，每因事归责于君上。”而以下的话更反映了多尔衮把一己之私凌驾于两国政治关系之上：“九王云：‘自先汗施恩本国甚厚，我亦有私恩于国王，而每以倭衅请筑城练卒，必尔国上下皆有异志也。且侍女之选进，自明朝已有旧例，今日之举，欲观尔国之所为，而尔国不肯精择，公主既不满意，侍女亦多丑陋，尔国之不诚，于此益可见矣。”多尔衮选妃于朝鲜完全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以“不诚”来责怪朝鲜，只是他的私欲没有得到很好的满足罢了。

多尔衮当然不会善罢甘休，同年九月，清敕使再次入朝：“今行所干，专在侍女，本国若选送色美者，则皇父王必见而悦之，向之所疑，皆可冰释。”朝鲜只能打起全副精神来执行“皇父王”的旨意：国王派亲信宦官“与宰相押坐于备局，相议拣选。”又“分遣京官于两界，择侍女年少貌美者各三四人，京中则令捕盗从事潜访闾阎女子之美者。”大肆搜捕美女的行动引起朝鲜上下一片恐慌：“被选者或有自剪其发者。父母兄弟，呼泣道路，龆龀之儿，嫁娶殆尽。”十月，多尔衮又派敕使赴朝颁其母“袝庙”敕。接二连三的敕使使团入朝，不但使朝鲜“举国遑遑”、“无不疑惧”，而且“国储荡竭”、民不聊生。到十一月的时候，新选“侍女”已经上路赶赴清国，而另一位“淑安公主”也“定行于今年”，值得朝鲜人庆幸的是这一切都因多尔衮的突然死亡而猝然结束。顺治七年十二月初九日，多尔衮死于喀喇城，“追送侍女，亦自中路还送”。三个月之后，朝鲜已得知多尔衮被“削号黜庙，籍其家产于官，分其诸姬于诸王。”此时郑命寿虽仍在担任通事官一职，然已经“气色则与前顿异，大有忧惧之色。”

失去靠山的郑命寿终被“夺其官、籍其家”，朝鲜孝宗坦言：“我国人民之喜幸，曷胜言哉!但虑其他日起废而复用也。”对此人的所作所为仍心有余悸。郑命寿被废后，自皇太极时期延续下来的朝鲜事务“专家们”已经消亡殆尽，这些“专家”通常都带有那种战争期间留下来的对朝鲜欺辱过甚的习惯。朝鲜王廷也终于摆脱了被欺压被凌辱的处境，顺治十年(1653)清使团在“郑译被罪後，始为出来”时，朝鲜要求“凡干接应及站路，自前弊端，必须与大通官等参酌相议，永为定式。毋踵前习，可免日後无穷之弊。”[81着手恢复被郑命寿等人搞乱了的传统仪制。

接手清帝国的清世祖“年今十四，而坐殿上指挥诸将，傍若无人。”正是这位雄才大略的少年皇帝把清帝国引向繁荣昌盛之路。他对朝鲜事务应该是不熟悉的，清世祖起用了“明朝之人仕清国者”来处理朝鲜事务。虽然朝鲜人担心这些人“如洪承畴、冯铨、刘守涣诸人，皆怀害我国之意。承畴则专以大陵河之败，归罪于我;铨则累上书请令朝鲜一体剃头。”但新一代的朝鲜事务管理者会更多地遵循礼治的传统方法，更重要的是清世祖不像其父皇太极那样曾经武力征服朝鲜迫其为臣，也不像其叔父多尔衮那样与朝鲜交往时总带有浓厚的私人色彩，在清世祖眼里，朝鲜只是一个与大清一直保持密切关系的属国，因此他不会改变多尔衮执政早期就已经确立的朝鲜政策：清朝与朝鲜将保持传统的建立在礼治基础上的宗藩关系。

四、对多尔衮朝鲜政策的评价

多尔衮秉承皇太极的朝鲜政策，并在清人入关、朝鲜战略地位发生变化的情况下，逐步把朝鲜政策纳入到传统宗藩关系的轨道上来，归还质子、释放罪臣、减免岁贡、停止刷还女真人等政策，终结了两国战争状态的遗留产物，对于朝鲜方面调整心态起到很大的作用，也标志着清朝的朝鲜政策由军事压迫向传统礼治的实质性的转变。多尔衮的朝鲜政策承上启下，对清与朝鲜实现长期稳固的宗藩关系意义重大。

崇德年间，多尔衮与朝鲜王室一直保持一种私人性质的联系，这对于他制定和实施朝鲜政策产生很大的影响。执政后期的多尔衮开始任用私人、独断专横、脾气急躁、耽于享乐，朝鲜不幸成为他满足个人欲望的后方基地，而幸运的是这一切很快就结束了，因此没有对清与朝鲜之间宗藩关系的稳定发展产生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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