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沪代表们知道张謇既有钱又有弄钱的关系，还懂得理财，就推举张謇任财政部长，张力辞不就。张骞为什么放着大好的位置不做?就因为这个位置不紧不是一个肥缺，而且还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位置。这实因张骞对于政治和时局有着太为清晰的认识。

张謇在《对于南京新政府财政意见书》里指出，欲使各国承认临时政府，必先使临时政府有巩固的权力，政府权力巩固的象征有二，一是统一的军队，二是充裕的财政，而军队能否统一，全在财力的强弱。按他的预算，临时政府一年的军费需要5000万两、中央行政及外交经费至少需要3000万两，加上其他支出，一年的财政支出需要2亿两;而岁入甚少，海关税3000万两，两淮盐税仅1000万两，除此无其他进项，外省除江苏、浙江、广东稍有盈余补贴中央财政外，其他各省尚且不能自足，中央财政每年最少赤字8000万两。

张謇提出了两条补救建议：“一、各省代表均集南京，请将以上约集项目，及每年所短八千万两，宣告各代表，询问自明年起，每省能担任若干万两，务必确实答复。二、孙中山先生久在外洋，信誉素著，……能否于新政府成立后，担任募集外债一万万两或至少五千万两以上。”

为了巩固新政权，南京临时政府尽力去“开源”，开源最便捷的办就是对外举债，可是孙中山跑断了腿向英美等国银行借款谋就是借不到，这个时候，列强并不看好孙中山及以孙中山领导的南京临时政府，认为孙中山并不是他们在中国最理想的利益代理者、合作者。英国甚至主张从经济上遏制南京临时政府，使革命党人与袁世凯回到谈判桌上，避免因战争而损害英国的在华利益。英国不仅自己不向临时政府贷款，还阻止其他列强向临时政府贷款。

孙中山、黄兴曾决定以汉冶萍铁矿为抵押向日商借款500万元，对外则称该矿集股3000万，中日各半合营，由公司转借500万给临时政府。此事泄露，舆论大哗，遭到各方反对，尤其是英国直接出面阻止日本，认为“上述借款之一部分，无疑将提供革命军作为军费使用，希望贵国政府加以制止。英国政府将继续尽最大努力制止本国财团向官、革双方之任何一方提供借款，确信贵国政府亦应采取同样措施。”这次借款之事最终没有搞成，反而让实业部长张謇大为反感，辞去实业部长，真是偷鸡不成蚀把米。

孙、黄又想到向日本求援，日本乘机向孙中山提出租借满蒙，通过双方的报报往来可见，大致的交换条件是，“日本如能在汉冶萍公司五百万元借款之外再借与一千万元，则孙等与袁世凯之和议即可中止，而孙文或黄兴即可赴日订立关于满洲之密约。”

借不到外债有内部支援也行啊。可是南京临时政府连内部支持也很难弄到。光复后的各省地方政权林立，有的省有数个都督，也有的省有十来个军政府，各自为政，并不完全听命中央政府。政权的不统一意味着财权的不统一，所以当中央政府入不敷出，像张骞所说，要求每省能担任若干万两，各省政府就没有觉得有理由要承担中央政府的财政。

南京临时政府还想了一些解决财政危机的办法，如发行军需公债、发行军用钞票、设立银行、整顿金融秩序及没收敌产等。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财政压力，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财政问题。

在此不能不提一下军需公债，这是南京临时政府寄望最厚的筹款办法，其重要意义正如南京临时政府在颁布公债章程时所强调的，“两方胜负之所判，实只财政丰啬之攸关”，“不世之奇勋，争手腕不争喉舌，最终之胜利，在铁血尤在金钱”。因此，临时政府要求国民“同矢匈奴未灭之心，共扬卜式输财之谊”，希望国民购买公债，共赴时艰。为了确保军需公债达到目的，临时政府要求“联十四省财赋之区，毋分畛域”，既要各省都督承领债票，同时限制各省自办公债，以其财政之统一，同时派人到日本、南洋去游说，劝募公债。

然而，公债发行并未取得如意效果，军需公债定额1亿元，只获得730多万元(一说463万元)，杯水车薪，并没有让临时政府财政转危为安。但是不能不说，军需公债发行所筹到的款项，对处在风雨飘摇中的临时政府仍起了稳固时局的重要作用，试想没有这些款项，临时政府恐怕连三个月都难以为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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