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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抗争从未停止 用毕午餐，埃利斯小憩片刻，便驱车前往阔别多年的“河内希尔顿”。 昔日重兵把守的堡垒如今已改为博物馆，里面摆放着一些戴脚镣的塑像，但都是黄种人模样。生在和平年代的青少年访客满脸好奇，显然想象不出这里的气氛曾经何等肃杀。 在囚室和回廊间，埃利斯走走停停，向妻子历数当年种种。他被关押的监区被狱友们以拉斯维加斯著名的“雷鸟”酒店命名，与之类似，还有“沙漠客栈”、“星尘”等。 来到厕所前，一段颇令人反胃的记忆浮现在埃利斯的脑海：他曾亲眼见到，一位监狱长官在如厕时弄掉了假牙，遂命令看守跳入污秽不堪的坑中打捞，冲洗后又把它戴上。 牢房里没有床，战俘们只能躺在坚硬潮湿的地上，很多人落下了关节疼痛的病根。即便如此，不受打扰的安睡仍是奢望，每当牢门轰然开启，就意味着又有人要在深夜受审。 尽管身陷囹圄，一些军衔较高的战俘想方设法鼓舞士气。这是相当危险的——狱方严禁战俘相互传递信息。一旦被认为有出格举动，带头的犯人将被戴上脚镣、单独关押。 然而，战俘之间的沟通从未中断。看守不在附近的时候，他们学着用毯子消音，隔着40厘米厚的墙壁窃窃私语或打手势交流，还有人有规律地敲击墙壁，作为“密码电报”。 信息的沟通意味着战俘们可以“串供”。他们编造出诸如“克拉克·肯特”或“本·凯西”之类的名字，说这些人是他们的上司，令审问者摸不着头脑。 “在监狱里，即便是小小的胜利，也显得那么重要。”埃利斯写道。 最重大的一次胜利是当时还是海军少尉的保罗·加兰蒂取得的。一次，此君被单独带出去拍摄宣传照。虽然北越方面对照片进行了涂改，但照片的原版后来还是流传到美国，并被《生活》杂志作为封面——人们注意到，坐在凳子上的加兰蒂“不经意”地将两手的中指冲下竖着，以示轻蔑。 偶尔，也会有一些“某某将被释放”的小道消息四下流传。不过，据埃利斯回忆，他当时更多地选择冷对传言，“直到登上(回国的)那架飞机，否则，我是不会相信的。” 有些人沦为宣传工具 “叛徒！”来到靠近审讯室的一间屋子，埃利斯面对墙上的照片，眉目间露出鄙夷之色。 照片中，两名战俘正在下棋。埃利斯告诉妻子，这两个家伙为了获得较好的待遇，不惜配合监狱方面“逢场作戏”，以表明北越对战俘十分“厚道”。 所谓“叛徒”还有很多——更多的照片里，有的战俘在装饰一棵圣诞树，有的战俘在读家信，有的打球……不过，埃利斯表示，照片大都是摆拍的，不符合实际情况。更让他不爽的是，房间里完全没有展示战俘们遭受虐待的情况，反而挂着“战时，国家经济困难，但仍为美军飞行员创造了最佳生活条件，使他们在遭拘押期间正常生活”的宣传标语。 “对北越来说，展示美国战俘有着明显的政治目的……囚犯们多是迫于无奈才写出供认状的，这种材料是北越方面进行对外宣传的必需品。”美国历史学家克利斯汀·阿皮在《爱国者：各个方面记忆中的越南战争》一书中分析称。 直到1969年年底，战俘们的待遇才开始“触底反弹”——食物变得丰富，审讯也不再那样残酷。狱方还改变策略，更多地采用“怀柔战术”。 退役中校、美国“越南战俘”组织前主席托马斯·昂东是1972年6月驾机执行搜救任务时被击落的。在“河内希尔顿”度过的头10天里，狱方在他的房间里挂上扬声器，反复播放好莱坞女星简·方达和其他反战人士的讲话，以及其他战俘的“供词”。不堪骚扰的昂东扯断了扬声器的电线，令人感到意外的是，他的“恶意破坏”并未招来惩罚。 1973年，监狱里的伙食有了实质性的改善，这让战俘们确信，他们很快就要重获自由了——改善伙食，或许是北越方面不想让美国佬在获释时“看上去太过瘦弱”。他们猜对了，不久，战俘们便一批批地被释放，埃利斯是和麦凯恩同时走出“河内希尔顿”的。 当年10月，被“水门事件”搞得焦头烂额的尼克松特地抽出时间，在白宫南草坪宴请了归来的美军战俘。尼克松后来在回忆录中提到，那是他生命中最伟大的晚宴之一。 有人主张，战俘们的事迹应得到表彰。而按照昂东的说法，被囚时，他们只想活下去，那些“把名字刻在老兵纪念墙上的人，乃至还没有被找到的人，才是真正的好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