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排从右至左：江一真、傅莱、殷希彭、张文奇;一排：林迈可夫妇(1942年) 作者：姚玮洁 77年前从加拿大来到中国晋察冀边区的白求恩，中国人耳熟能详。但很少有人知道，与白求恩同乘一条船从英国来到中国的林迈可。 “在抗日战争期间，林迈可先生对中国的贡献很特殊。”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致远讲席教授吕彤邻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林迈可在中国主要做了三件事：帮助建立无线电电台，拍摄中共军民影像，搭建中国与国际社会沟通的桥梁。 这三件事对于中国的抗日战争而言，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骑着自行车来到冀中平原 1941年6月1日，燕京大学女部主任桑美德写信给她在美国的父母：“我们昨晚有个惊奇，令我现在神志仍没完全恢复过来。牛津贝利奥尔学院院长的儿子，我们的年轻讲师林迈可……他进门时，开口就说：‘效黎和我决定结婚。’我转头见他和我们一位毕业班学生手牵手地站在门框里。” 桑美德那时正站在桌上修灯泡，惊讶之下，因为“平衡力大概还不错，没摔下来”。 在她的印象中，林迈可是个“有点古怪的书呆子，聪明、害羞、不修边幅、友善，但总有点不自在”。 她并不知道，这个看上去整日沉湎于理念和音乐的书呆子，早已从1939年开始，就以旅游的名义，给华北平原游击队运送了大量日占区的药材、手术器具、电台设备、机油、技术书籍。 在燕京大学校舍里，他利用自学的无线电技能，为八路军安装通讯电台，并与其他购买到的“违禁品”一起，偷偷运送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 太平洋战争一触即发，即使是英国人，如此行为一旦被日本人发现，也有生死之虞。 林迈可与李效黎的感情，也是在此种契机下发展起来的。 “有一天，李效黎被林迈可叫到房间，‘啪’地关了门。林迈可解释，希望李效黎帮忙将私买的药品说明书翻译成中文。”吕彤邻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林迈可并非共产主义者，他帮助中国共产党，主要出于对轴心国、对日本侵略者的痛恨。吕彤邻认为，他是一个非常有正义感的人，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也是逐步加深的。 1937年12月2日，29岁的林迈可和白求恩同船来到中国，他接受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的邀请，教授经济学、推行导师制。他的父亲是一位历史学家，他本人在牛津大学学过自然科学、经济学、哲学及政治学。 “林迈可和白求恩完全不同，来中国最初不是为了参加中国革命，所以第三方的身份更明显。”“英国学者林迈可亲历的中国抗战摄影展”策展人石志民向本刊记者介绍。 在船上与白求恩的交流，引发了林迈可对华北地下游击队的兴趣。第二年4月的复活节假期，他决定随一位美联社记者去冀中平原看看。 他买了台价格不菲的蔡司伊康相机，带着自行车上了火车——到保定后只要骑两英里就能到达冀中平原。 “在任丘，他见到了我父亲吕正操。在这里，他用镜头记录下了父亲领导下的冀中人民自卫军，那是中共晋察冀省委和晋察冀军区领导下的地方抗日武装。”吕彤邻说。 林迈可知道，此刻白求恩也和同样的人在一起。他开始想念他。 重逢的愿望很快实现。根据林迈可在自传《抗战中的红色根据地》所记，见到吕正操之后，他被护送越过平汉铁路，进入设在山西省五台山区的聂荣臻将军的晋察冀军区司令部。 “在五台山，我喜出望外地又遇见了白求恩医生。”他写道。 这一时期，他还拍摄了大量照片，记录下了群众的抗日集会，军人的紧张操练，还有白求恩只有两头骡子的简陋医疗队。 “发现白求恩只会讲几句简单的中国话，林迈可还取笑他来着。”吕彤邻说。 关于中国的未来，林迈可和白求恩聊过些什么无从得知，但从五台山回到北平后，他开始冒着生命危险帮助中共运送物资。 1939年初冬，林迈可听到了白求恩在山西前线牺牲的噩耗。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任何有血性有思想的人，都有义务去反对日本军队。” 为根据地“捣鼓”出上百部电台 1941年12月8日早上，燕京大学教授林迈可听到珍珠港遇袭、美国总统罗斯福向日本宣战的广播，他意识到，燕京大学即将被日本人占领，必须马上撤离。 在那之前，校长司徒雷登曾与外籍教师商量，如果不愿意留在北平，可以跟林迈可一起开自己的车逃往根据地。但在林迈可简略地报告了游击区的情形后，外籍教师们几乎没人感兴趣。大家认为美国数月内便可击败日本，在集中营蹲几个月好过在乡下受罪。 “根据地早上冷得连茶壶里的水都要结冰。”一位外籍教师说。 仓促中，林迈可只带上了物理系的班维廉夫妇，以及可能要他命的“两只装有无线电零件的箱子”。 “我们从燕京大学逃出后仅10分钟，日本宪兵队就闯到燕京大学燕南园大地63号我们家来了。”林迈可写道，“他们仅在学校就花了好几天工夫，审问我们所有的朋友，并威胁他们，如果窝藏我们就是犯了大罪。” 在地下党的帮助下，几人历尽艰苦，数日后到达平西根据地萧克将军司令部所在地。 他们对萧克的和善和文质彬彬感到惊讶。不久后，林迈可穿上八路军军服，在司令部通讯部负责电台改造。 “电话线是从破坏敌占区的电话线路中缴获的，干电池则是从敌占区爱国商人或想牟取暴利的人那里搞来的，我逃出北平时冒险带出一个万能测量表和一把计算尺，是根据地唯一的一套宝贝。”林迈可这样描述他的工作条件。 “他很喜欢捣鼓无线电，但是他父亲一直不允许他做这些——虽是最新的技术，但总觉得动手的工作并非属于上等人。”吕彤邻说。 在万里之外、战火酷烈的中国，林迈可最终利用自学的无线电知识，借助缴获的日军器材，制作了上百部形式各异的电台——打游击战，一支部队往往只有20分钟转移时间，对于便携式小型通讯设备的需求格外迫切。 1942年春天，林迈可夫妇和班威廉到了聂荣臻的晋察冀军区司令部，给部队技术员讲授无线电课程。他们培训了很多学生。 “1949年我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时，一到天津就很高兴地看到，那些当年我在晋察冀的学生们，如钟夫翔、王士光、林爽等先生，在中国电讯界最高岗位上工作的人中，他们占了很大比例。”林迈可在自传中写道。 他们的女儿艾丽佳也于这一时期在晋察冀边区出生。为躲避日军袭击，李效黎不得不翻山越岭转移到一个小村子生产，在冀中农民的帮助下，孩子“倒产”出生。 林迈可的外孙女李淑姗曾对吕彤邻说：“外祖母的故事简直就是一个神话。”她把自己的中文姓氏定为“李”，表达对外祖母的尊崇感念。 碰巧，吕彤邻的大哥也几乎在同一时期出生，比艾丽佳仅大7天。“他们俩经常一起玩耍，林迈可的后人家里，至今还留着我爸爸当年送给他的一把日本军刀。”吕彤邻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