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公司难以从证券市场募足股份，致使其自有资金严重不足而依赖借入资金，迫切需要金融机构的贷款支持。据近人王宗培对1932--1939年100家公司资本构成的研究，借入资金占40%以上，纺织工业几达50%[34]。而金融业却将经营重点放在公债、标金、房地产投机上，对公司贷款数量少、期限短、利率高、条件苛。“市场上通行利率，约在月息一分左右，较之欧美各国之利率仅年息二三厘，相去甚远。”[35]时人指出：“我国银行资本从事公债、标金等非生产投机，而与产业资本绝缘，这是抗战以前有目共睹的事实。”[36]恶劣的金融环境，是公司企业资金枯窘、迫于押借、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
    七、几次金融风潮的冲击
    公司发展与金融秩序有密切关系，一个健康有序的金融环境是公司及证券市场正常运转的前提。很难想象在金融秩序混乱不堪、股市暴涨暴跌的情况下，股份公司安然无恙。近代中国金融市场既不发达，而金融秩序又十分混乱，风潮迭起。每次金融风潮都使公司制遭受重创。如1883年的金融风潮，使公司股价暴跌。最高达260两天价的开平矿务局股票，最低跌至29两，轮船招商局股票也从200两的高点惨跌至34两[37]。这场股灾使许多人倾家荡产，亏蚀累累，一些基础不固、信用不孚的公司也纷纷倒闭。此后人们对投资新式企业战战兢兢，深怀畏惧，“殷实之商，半遭折阅，且惕于数年前股份之亏，语以招股醵资，百无一应”[38]。企业招股基本停顿，19世纪80年代初方露峥嵘的公司制一蹶不振。
    1910年的“橡皮股票风潮”也使公司制遭受沉重打击。一方面由于许多钱庄及投机者在风潮中倒闭破产，无力向企业投资，遂使公司企业陷入筹款维艰、经营困顿的境地。如被称为“商办之冠”的浙江铁路公司即因此而一蹶不振。江苏铁路公司也鉴于“值此商业凋敝、金融滞涩之际，招股之势已成弩末”，被迫改变“专集华资”的初衷，决定借用外债，借债不成，乃不得已交归国有[39]。另一方面，风潮严重损害了股份制的声誉，加深了人们的偏见，正如时人指出的，橡皮风潮后，“股票交易已给吾国各界人民以最劣的印象。”
    1921年的“信交风潮”对公司制打击尤甚。在这次风潮中，绝大部分投机性和欺诈性的交易所、信托公司倒闭，坑人无数，“不知多少商人，于此惊涛骇浪中，惨遭覆舟之祸也。”[40]其“波动之巨，影响之大，在经济史上永留下不可掩没之污点。”[41]信交风潮的恶果之一，是使股票的信誉扫地，“自经这次风潮后，一般普通人民更深信以前谬误之观念为不误，”[42]人们对公司股票“昔则惟恐不易获取，今则惟恐无法脱手，”[43]“一闻谈及交易信托，便视为洪水猛兽，避之若浼”[44]，股票交易遂一蹶不振，证交所对公司股票几无开拍行市。公司招股再度困难，公司发展又陷困境。从注册公司数目看，1921年有185家，信交风潮后数目锐减，1927年仅有63家[45]。
    八、冒牌公司的出现和一些公司招股中的欺诈行为损害了公司制的声誉
    由于法制不健全，致使一些根本不符合条件的冒牌公司乘机而起，滥竽充数。它们假公司之名，行招摇撞骗之实，严重损害了投资者的利益，扰乱了社会经济秩序，也使公司制的名声受损，造成人们对公司制的不信任和对公司招股的裹足不前。19世纪80年代曾掀起一股民间开矿之风，矿业公司纷起，其中黑幕重重，欺诈、失信种种，不一而足，除个别矿外，大多如昙花一现，旋即倒败，受骗上当者颇多。“借开矿之名，骗钱花用者，亦不少上当之人。今只存一开平煤矿，系与英人合办，股票尚有市价，其余矿股，多已烟消火灭。”[46]由于它们都打着“公司”旗号，以招股为名，致使人们不分良莠、不辨真伪地一概迁怒于公司制。正如漠河金矿的创办者李金镛所说：“就上海一隅而论，设公司者数十家，鲜克有终，而矿尤甚。承办者往往倾家荡产，犹有余累。‘公司’二字久为人所厌。”[47]薛福成亦指出：“曩者沪上群商，亦尝汲汲以公司为徽志矣，贸然相招，孤注一掷，应手立败；甚且干没人财，为饮博声技之资，置本计于不顾；使天下有余财者，相率以公司为畏途。”[48]陈炽说：“前此矿务诸公司亏闭卷逃，有股诸人控官不准，而此后招股之事，通国视为畏途，虽苦口婆心，无人肯应。”[49]张之洞也指出：“招集股份，竟有诳骗，事未办成，资已用罄，遂至人人畏避。公司难集，商务莫兴，实缘于此。”[50]还有人说：“中国集股之举，惯于失信，人皆望而生畏，即铁路、银行、开矿诸大端，获利亦无把握，收效未卡何时，故信从者少。”[51]可见，如果不严格公司的审核注册条件，加强对公司的监督管理，任由公司泛滥，泥沙俱下，只会损害公司制的发展。
    九、官利制度的束缚
    官利又称官息，即不管企业开办、盈亏与否，都要支付股东固定的股息，一般为7-8%，有的达10%。轮船招商局开办之初，“即议定商股按年一分起息。”开平矿务局和上海机器织布局的官利也是一分，漠河金矿规定长年官利7厘。这一制度虽可减少投资者的投资风险，利于招股，但又成为企业的一笔沉重负担，使企业的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受到严重影响。轮船招商局1874-1894年所获利润几乎都以股息利息形式分光，头10年股息年均97万余两，后8年年均14.8万余两，而积累每年只有4.7万余两[52]。张謇创办大生纱厂开办之初即受到官利制度的困扰，虽资金艰涩、几至不能成厂，但仍要在开车之前动支股本1.7万余两，并出卖原棉以付官利[53]。大生二厂“开办费所谓96500余两者，非纯费也，官利居多也。……而两届之亏120550两，并真亏也，官利占全数也，”[54]官利制度扭曲了股东与企业的关系，即不是单纯的投资人，而是投资人兼债权人，股票也不单是投资凭证，而又兼有借贷字据性质。带有高利贷性质的官利严重侵蚀着产业利润，于是“产业资本成为高利贷资本的俘虏，成为它的牺牲品了。”[55]
    十、公司内部组织制度、运营机制不规范、不健全
    外部环境的不良造成公司制的不发达，已如上述。而公司内部组织和运营机制的不规范、不健全，亦难辞其咎。由于公司制度在中国系“初生之物”，“其形必丑”，必然带有若干不成熟、不规范乃至扭曲变形之处。
    首先，公司章程不完善，组织机构不健全，股东大会形同虚设，一般股东“惟务本息有着，而于公司事非所问，”[56]处于无权地位，大权操于董监事和大股东之手。正如刘大钧所指出的：“大规模之工业宜有公司式组织，然股东对于公司之业务多无从过问，而大权乃操诸董监事之手，虽有时召开股东大会，而营业报告是否表现事实，帐目有无虚报，股东无由知悉，董事与监事皆为常任，往往沆瀣一气，以蒙蔽一般股东。且董监事之职权有时更为少数人所操纵，而法律对于尸位素餐者并不加责罚，董监事多为社会上稍有地位之人，即或有违法举动，经人检举，除非案情重大，证据确凿，亦多以和解了事。……因此一般人对于公司投资，殊多顾虑。”[57]尤其早期的官督商办企业，更是弊端丛生，所有经营管理大权都在官方之手，商股完全无权，“商民虽经入股，不啻途人，即年终分利亦无非仰他人鼻息。而局费之当裁与否，司事之当用与否，皆不能过问。”[58]由于“经理归官”，入股商人遇到的不是“利之无几”，就是“股本耗折”，以致“人皆怨悔，深以为惩。”
    其次，经营管理不善，用人不当，营私舞弊，管理者素质低下。时人指出：“股东经理好任用私人，只论情面，不论人才，教小舅子管帐，弄得帐目不清，舞弊百出，公司的钱向自己的袋里跑，这是企业的致命之伤。”[59]张謇指出一些企业家素质低下，滥事挥霍，好讲排场，“吾见夫世之企业家矣，股本甫集，规模初具，而所谓实业家者，驷马高车，酒食游戏相征逐，或五六年，或三四年，所业既亏倒，而股东之本息，悉付无何有之乡，即局面阔绰之企业家，信用一失，亦长此已矣。”[60]纱业巨子穆藕初亦指出，我国实业家之所以失败，有四大类：一失之于傲慢，二失之于疏忽，三失之于舞弊，四失之于幸求[61]。至于官办、官督商办企业之机构臃肿、经营不善、管理无能、制度腐败、效率低下，更是有目共睹，众怨所归，兹不赘述。
    第三，家族色彩浓厚。以上海四大百货公司为例，永安是郭家的，先施是马家的，大新是蔡家的，新新是刘家的。汉冶萍公司职员“统计不下千二百人，大半为盛宣怀之厮养，及其妻妾之兄弟”[62]。四川聚兴诚银行股权的73.2%归杨氏家族所有。浓厚的家庭色彩使公司企业不同程度地带有封建性和排外性，家族掌握了公司大部分股权，公司大权亦为家族控制，这显然不符合公司制的社会化性质，也不利于公司的发展。
    第四，资本短缺，设备简陋，技术落后。公司普遍招股不足，自有资本短缺，借入资本比重高，为此要付出沉重的利息。同时因负债过巨，一遇市面恐慌，银根抽紧，银行放款收缩，假借无术，周转不灵，势必停工倒闭。至于设备之简陋，技术之落后，更是人所共知之事实，无庸赘述。
    此外，公司企业还存在投机性、短期行为等问题，因之倒闭者颇多。所有上述这些存在于公司内部的问题，都削弱了公司制的基础，影响了公司制的发展。
    除上面种种原因外，外国在华势力的压迫、排挤，兵连祸结、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等，也是造成中国近代公司制不发达的重要因素，有关这些方面的论述甚多，兹不赘言。
    注释：
    ①③④[34][36][57][59]陈真：《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四辑，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58、57、481、62、69、78、98-99、97-98页。
    ②上海市工商局：《上海民族机器工业》（上），中华书局1966年版，第456页。
    ⑤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76-77页。
    ⑥[24]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051、439页。
    ⑦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41页。
    ⑧张之洞：《劝学篇》正权第六。
    ⑨[32][35][40][41][43][44][46]周开庆主编：近代中国经济丛编之五--《民国经济史》，台湾华文书局印，第144、239、138、47、151、124、124、239页。
    ⑩[12][23][26][48][49]陈绍闻：《中国近代经济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46、202、376、340-341、376、406页。
    [11]《广东总商会简明章程》，《东方杂志》第1卷，第12期。
    [13][50]赵靖、易梦虹：《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资料选辑》，中册，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00-101、389页。
    [14]《东抚袁复条陈变法折》，《皇朝经世文新编续集》卷1，通论中。
    [15]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册，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126页。
    [16]《中外日报》，光绪30年（1904年）11月17日。
    [17]《中华报》第157册，光绪31年4月17日。
    [18][21]《张季子九录》，政闻录卷七，《实业政见宣言书》。
    [19][28][33][56]上海市档案局：《旧上海的证券交易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67、221、143、220页。
    [20][30]《申报》，1907年9月10日，1920年7月。
    [22]《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三卷，三联书店1977年版，660页。
    [23]《河南官报》，第51期。
    [27]陈真、姚洛：《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354页。
    [29]《陈光甫先生言论集》，第121页。
    [31]李紫翔：《上海之金融的地位性质及其前途》，《申报月刊》，第3卷第2期。
    [37][美]郝延平：《中国近代商业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68页。
    [38]马建忠：《论漠河开矿事宜禀》，《清朝续文献通考》，卷44。
    [39]闵杰：《上海橡胶风潮及其对江浙地区民族经济的冲击》，《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1期。
    [42]《上海总商会月报》，1927年第12号。
    [45]沈家五：《北洋时期工商企业统计表》，《近代史资料》第58期。
    [47]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719页。
    [51]千家驹：《旧中国公债史资料》，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8页。
    [52]张国辉：《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79页。
    [53]杜恂诚：《民族资本主义与旧中国政府》，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54页。
    [54]《张季子九录》，实业录卷五。
    [55]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158页。
    [58]《皇朝经世文三编》，卷二十六，第6页。
    [60][61]钟祥财：《中国近代民族企业家经济思想史》，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86、157-158页。
    [62]《时报》，1913年3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