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其他学者如黄琨、王友明、陈耀煌等，也分别提出了大致类似的意见。黄琨以苏区革命根据地为例，认为土地集中、家庭贫困与农民革命并无必然联系。他指出，在“愈穷愈革命”的意识形态中，贫穷的农民毫无疑义是中共忠实而又坚强的后盾。不过，事实上，贫困并不是农民参加革命的唯一理由，否则无法解释为什么只有一部分农民参加了革命。因为经济地位同参加革命之间并不形成固定的关联，破产的农民并非只有革命这一条道路可以选择，很多人就加入了土匪的行列；相反，富裕农民出于多种目的，对革命也并非完全排斥。革命农民固然出于对物质利益的渴求，但传统的价值判断和道义准则仍在考虑之列，革命所面临的风险也常使他们迈不出革命的脚步。只有当革命的口号与农民的个体生存感受产生共振，并且革命的组织能够提供给农民所需要的安全感时，才能吸引他们加入。正是农民会从自身的生存性感受出发，各地的土地占有、赋税收取情况的差异会造成同类型的革命运动在各地的不同遭遇。如果仅仅认为土地革命的开展使贫苦农民得到土地是共产党获得农民支持的原因，就忽视了事情的复杂性。不仅如此，在自耕农占居优势的地区，由于苛捐杂税繁重，自耕农更倾向于革命，革命组织发展很快。虽然不必得出自耕农是最积极的革命者的论断，但“怨恨心理”的确在参加革命者的动机里起着重要作用，构成了他们参加革命的原始动机。尤其是捐税，不仅给贫苦农民带来痛苦，对于富农、自耕农甚至中小地主亦是同样，而后者的态度也是倾向革命的。在他们看来，减低租税就意味着革命的成功。尽管怨恨心态并不能使农民直接走向革命，但当革命的目标指向与其吻合并在他们认为许可的情况下，他们就会是革命的拥护者或是参加者，革命这种形式提供了他们解除以往的无能感、进行报复的重要平台。（20） 台湾学者陈耀煌以大别山区鄂豫皖根据地为例，认为困苦的环境固然有助于中共农村根据地的建立，但中共农村根据地所以在某一地区建立，并不必然意味着该地农民生活困苦，两者之间并非总是互为因果的。中国农村中存在着各式各样的矛盾，有阶级矛盾、外来军队与当地群众之间的矛盾、宗族间的矛盾等。不同地区的人民有不一样的感受，有的人可能对阶级压迫感受较深，有的人则对苛捐杂税等政治压迫感受较深。在大别山地区，鄂豫皖苏区的建立并不代表这一地区就存在着严重的阶级矛盾，复杂的环境使得中共不可能仅仅以土地革命的口号就能动员农民为其所用。回乡策动农民暴动的党员，大多是藉由地方精英的地位及关系来动员农民群众，并不曾向农民进行土地革命或政治的宣传。下层农民群众所以参加暴动，并不代表他们对共产党或土地革命政策有任何的信仰或认识。（21） 与南方相比，华北农村是自耕农集中的地区。王友明对中共在山东莒南县的土地改革进行深入研究，也认为土地改革对农民支持革命未起到什么作用。他说，传统党史编纂中，认为农民得到了土地，翻了身，自然就有了参军支前的要求，在土改与参军之间建立了直接的联系。但大量材料显示，事实并非如此简单。从参军动机上看不出因实行了减租减息、分配了土地就产生了拥军支前、参军参战的要求。也正因如此，才使党组织将参军支前工作经常列入中心工作范围，动用各方面的力量，甚至包括地主、富农等所谓“上层”力量，全方位动员，以达到完成参军任务的目的。当然，他并非否认土改对参军支前的作用，只是认为农民分到土地之后，并不是积极主动地参军支前，而是通过党的各级组织以及在减租减息和土改过程中建立并逐步得到强化的各种组织细密的组织动员而实现的。（22） 那么，到底是哪些动力促使农民支持和参加中共革命呢？以下解释提供了认识这一问题的多面性。 二、社会经济改革与农民革命 尽管上述学者认为土地分配、家庭贫困与农民革命没有必然联系，也就是说，农民革命不具有天然性，不过大多数学者仍都承认，中共进行社会经济改革，给农民看得见的物质利益，是农民支持中共革命的重要原因。所谓社会经济改革，既指土地改革，也涉及减租减息、减轻赋税等措施，还包括给农民必要的社会尊重和社会地位。可见，这些学者的看法，既与中共传统解释有矛盾的一面，又有一致之处，但对社会经济改革的解读视角又有所不同。 其实，早在革命年代，中共革命领袖以及国外记者就提出了这一观点。 毛泽东在1934年1月江西瑞金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上报告指出：“要得到群众的拥护么？要群众拿出他们的全力放到战线上去么？那末，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我们是这样做了么，广大群众就必定拥护我们，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把革命当作他们无上光荣的旗帜。国民党要来进攻红色区域，广大群众就要用生命同国民党决斗。这是无疑的。”（23） 美国著名记者斯诺1936年访问延安和陕甘宁边区，明确提出了这样的观点：中共的社会经济政纲是革命政党与那些因为赤贫而将土地、粮食和生存放在首位的农民建立起密切关系的关键。美国外交官谢伟思1944年访问延安后也认为，农民支持中共的基础在于中共的社会经济政纲具有民主性，就是照顾大多数人的利益。农民愿意与中共军队一起战斗，因为他们认定共产党是为了他们的利益而战。（24） 抗战后期和国共决战时期，哈里森•弗曼、根德•斯坦、白修德和安那莉•雅科比所写的关于共产主义运动的著作，认为中共成功动员农民的关键在于他们在农民中间推行民主。白修德和雅科比说：“对于世世代代被整天役使、欺诈、殴打的农民，如果你将他们当人看，征求他们的意见，让他们选举地方政府，让他们自己组织警察和宪兵，自己来决定税额，自己投票来减租减息，如果这些事情你都做了，农民们便有了战斗目标、而且他们会为了保护这些权益而与任何敌人作战，无论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25） 如果说斯诺和谢伟思等人的观点还只是亲身经历者的看法，而到1970年代以后，不少外国学者也倾向于社会经济改革的解释，不过其分析视角与中共传统解释有所不同。也就是说，他们虽然否认土地分配等社会经济结构与农民革命之间存在着天然联系，但又认为中共社会经济改革对动员农民革命起了重要作用。这种看法在西方学者看来，属于“社会交换理论”，内含道德经济论和理性经济论两个方面，总之就是通过给农民最急迫的实在利益换取他们的广泛支持。 美国著名政治学家、革命史专家斯考切波对法国、俄国和中国革命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在这几个国家的革命中，农民的目标与先前农民在起义或暴动中的目标并没有什么内在的差异。参与这些革命的农民，并没有转向追求建立全国性新社会的激进愿望，也没有成为全国性的有组织的自为的阶级。相反，他们所奋斗的是一些具体的目标——通常都涉及获得更多的土地，或者是摆脱那些索取其剩余财产的特权。农民是在既有的经济和政治环境中来认识自身的，因此他们在这种环境中所提出的这些目标完全是可以理解的。在中国，农民被中国共产党重新组织起来，然而即使到那时候，中国的农民所追求的还是具体的、直接的目标，这些目标与他们在历史上的暴动和起义活动中所追求的目标并无二致。如果共产党没有表现出是为农民利益而斗争，并且采取符合农民习惯的地区主义方式而行事的话，农民是不会情愿、更不会坚定地为红军提供这种支持。（26） 另一美国政治学者汤森指出，中共提出了比较传统的农民经济要求和社会正义观念，共产党人对社会和经济变革的承诺，特别是他们所许诺的土地改革，是该党历史上许多时期获得大众支持和吸引他们加入革命的一个根源。（27） 美国历史学者卡特福特以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为例认为，中共获得了少数农民的支持和多数农民的顺从。社会改革，特别是减租减息和统一累进税政策，是农民参加群众组织和中共政权活动的根本原因。边区的征税、征兵和对乡村的控制，都有赖于社会经济改革政策的实行。（28） 另一美国历史学者范力沛的解释更加详细。他认为，在中共抗日根据地，共产党人经受住了日本的强化治安和镇压时，大部分观察家将其归功于群众动员和民众支持，并将这种支持追溯到由侵略者暴行激起的抗日民族主义或社会经济改革和“群众路线”。无疑这两种因素都起了某种作用。不过，实际上日本人的暴行，使民众变得冷漠，甚至与他们合作，削弱了对中共的支持。对于社会经济改革和群众路线，也要看到，必须给农民看得见的实际利益，又不承担过多风险，才能组织起来。比如，中共每到一处都设法缓解农民对服兵役怀有怨恨与不信任，使每个人都熟悉年轻人在田间劳动而于必要时保卫家园的观念。特别是，如果他们的家庭得到某些减税优待，庄稼有人帮助照料，并被给予对子弟兵做出贡献的光荣。范力沛还强调，共产党领导人对一个地区的条件是否使农民受更多剥削，生活更为悲惨，并不感兴趣。因为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相信，只要党有机会坚持在那里活动，原则上根据地可以在任何地方建立，乡村中每个地方都不乏悲惨与不公，足以激起革命性的变革。如果说租佃率在华北地区相当低，减租政策的吸引力有限，还有其他的问题、其他的剥削形式可以代替。事实表明，最成功的根据地位于较为贫穷的地区，或者就在传统的匪区。（29） 还有学者认为，赋税压迫和赋税改革与农民支持革命有密切的联系。显然，这也是社会经济改革的一部分，只是被更加强调和突出罢了。 日本学者片冈彻男、马场毅认为，普通的贫雇农缺少民族意识。比如对日本打垮韩复榘，普通农民就可能幻想，可能不再征收赋税、强制劳动；对日本侵略直接或间接地威胁了农村统治者地主的安全，也心中窃喜。中共对农民的吸引力不只在于抗日爱国，而是社会经济方面的改良，例如累进税给贫雇农和中农很多好处，这是中共得人心的基础。（30） 美国学者塞尔登认为，中国革命的动力在于被剥削的农民群众，农民阶级是通过社会经济改革发生革命转变的。不仅如此，相比而言，赋税改革比减租减息更为重要，赋税改革是连结中共和农民的纽带。因为，第一，华北和华中大部分根据地的地租率本来就低，大多数家庭并未受到减租的影响；第二，农民们长期以来义愤最大的是人头税；第三，中共在激烈争夺的地区、包括在日本占领过的地区所建立的根据地，从未成功地实行土地改革，而赋税改革则广泛地实施了。由此看来，收入差别的缩小幅度比拥有财产的缩小幅度要大得多。由于对赤贫的人免除了全部赋税，对相对贫困的大部分家庭减轻了赋税负担，这种赋税改革便成为连结中共和农民的纽带。（31） 另一位美国学者撒克斯顿，先是以太行山区为例，认为农民对民族救国宣传并不感兴趣，抗日和推翻国民党都不能自动导致农民支持中共。如果不是从地主那里恢复农民的生存条件，如果不是迫使地主对农民减轻剥削，缓解农民的饥饿，中共就不可能获得农民的支持。（32）后来他又以冀鲁豫边区为例，认为地主剥削和阶级不平等造成了农民的苦难，共产党通过减轻社会苦难和农民疾苦的政纲赢得民众，这两种解释都无助于解释共产党的力量在华北落后平原的冀鲁豫交界地区的兴起和发展。它们都没有考虑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中央政府在农村的变幻无穷的税收政策是导致民众反叛的因素之一，没有论证民众反对蒋介石苛捐杂税的内战和共产党领导下的反抗日本的国际战争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在日本侵略这一地区的前10年中，中央政府财政部辖下的盐警企图对盐业市场实行垄断并压制农民制造土盐，激起农民造反，1934年后是国民党政府的行为而非共产党的宣传造成农民的反叛。他们通过集体反抗斗争迫使国民党县官承认他们制盐的权利。在二战期间，共产党充分利用了这一有利形势，一方面共产党重申他们维护农民制盐和卖盐的权利，八路军设立制度确定这一权利；另一方面，利用战争紧急状态用较好的武器武装起盐农来反抗日本侵略者。共产党能够在政治上获得民众的支持，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们有能力与那些长期以来反抗蒋介石政府税警的村民联合起来。而制盐农民也明白，如果大战结束国民党税警重新回来压制他们生产土盐，压迫他们的市场经济，他们能够用这些武器来对付国民党政权，维护他们的市场。（3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