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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建国初期灾荒史研究的展望 建国初期灾荒史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还需要深入研究。笔者想就今后关于建国初期灾荒史的研究方向提几点建议。 （一）灾荒的成因 建国初期是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它刚刚经历了政权的更迭和长期的战乱，旧政权无休止的搜刮给新政权留下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苏北、山东及河北是建国初期灾荒最为严重的三个地区，而在历史上，尤其是明清和民国时期，这三地的灾荒也是比较频繁和严重的，这难道是巧合吗？或者说，仅仅是因为这三个地区的战乱和搜刮程度比较其他地区更为严重吗？显然不是这样。在研究某地灾荒的成因时，应该仔细地分析该地区在灾害发生之前的社会生活和社会现象，通过这项工作，就很容易发现历史上的灾荒所带来的影响。苏北、山东及河北等地频繁的灾害，一方面造成物质条件的匮乏，当灾害再次来临时，民众缺少救灾所需的必要条件，加重了灾荒的破坏程度；另一方面，灾荒的频繁发生对于当地民众的心理影响是非常大的，社会心理结构出现损伤，相比较物质损害来说是一种更严重的内在性灾害后果，影响到民众对于抗灾救灾的态度。以苏北、山东、河北等地为例，连续不断的灾害，使民众对于灾荒的恐惧感愈来愈重，每当灾荒来临时，他们首先想到的不是如何积极救治灾害，而是逃荒或者听天由命、任其发展，灾害愈是频繁和严重，灾民愈认为其是不可抗拒的，在救治灾害的态度上就愈消极。因此，“灾害文化”应是今后关于建国初期灾荒成因研究的一个重点。“灾害文化”是一种特定环境下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具体表现在：人们以何种精神状态对待灾害，如何承受灾害，采取哪些行为以消除灾害后果等。加强“灾害文化”的研究，可以更好地理解建国初期灾荒频繁发生的原因。 （二）灾荒及抗灾救灾运动与建国初期各项工作的关系 建国初期，新中国面临着极其严重的自然灾害。仅就1949年的水灾来说，全国受灾面积约1.2787亿亩，受灾人口约4555万人，倒塌房屋234万余间，减产粮食114亿斤，灾情分布在16个省、区，498个县、市的部分地区。[22]（p.1） 1953年全国农作物受灾面积达到35123万亩。[25]（p.279） 抗灾救灾已不是一个独立的问题，而是“新民主主义政权在灾区巩固存在的问题，是开展明年大生产运动、建设新中国的关键问题之一”。[23]（p.25） 由于灾情严重，广大贫苦农民缺粮缺种、无力生产，要求救济，而“匪特分子与少数不法地主，复趁机制造谣言，胁迫群众，组织暴乱，抢分公粮，烧毁公仓，袭击政府机关，杀害人民团体工作人员，破坏生产，制造混乱”。[24]（p.128） 这不仅加重了灾荒的严重性，而且影响到正在进行的剿匪、镇压反革命等工作。中共中央中原局在分析了事态的严重性后指出：“救荒是孤立敌人，开展群众性的剿匪和政治攻势的重要环节”[28]，把救荒工作提升到政治运动的高度来看待。此外，在受灾以后，“有些富农乘机活动，拉拢落后中农，低价雇短工。有些参加了互助组的中农怕困难户向他们借钱借粮，又看到许多灾民做短工，认为忙时雇短工比较合算，因此首先愿意散伙单干”[29]。另有一部分互助组的组员四散逃荒，给建国初期的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带来了不小的冲击。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及时采取了措施，提出“以互助合作为中心开展生产救灾工作”的口号，教育干部和群众认识生产救灾与互助合作的关系，并在组织起来抗灾救灾的实践中，巩固和发展了互助合作事业。 （三）灾荒与社会的关系 自古以来，灾害就是相对于人的生存而提出的命题，其中包含着社会性的内容，是一种社会性事件。因此，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研究建国初期的灾荒史应该是今后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灾害作为人类无法控制的具有破坏性的自然力，它会给社会带来多方面的灾难性的影响，如导致大批社会成员的非正常死亡、引发和加剧各种社会动乱、产生大量的流动人口、导致或加重疾病流行、家庭破裂，影响人们的社会心理和精神状态，最终影响或中断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扭转了我国人民同灾荒斗争的历史，取得了旧社会不能达到的成就，但是由于建国初期特殊的社会条件，百废待兴，科技不发达，缺乏对灾害的预见性，灾荒还是引起了一系列的社会后果。据统计，1949年的春荒造成179万人口外流；1950年这一数字虽有减少，但也达到35万人之多；到1955年，由于灾荒引起的外流人口仍达到52万人。[25]（p.267） 另外，建国初期的灾荒使得尚未根绝的匪患更加严重，大大增加了剿匪工作的复杂性和难度；灾荒还引起了霍乱、麻疹等各种疫病的流行。 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古代由于经济上小生产的孤立与分散，使得灾害中的社会性内容比较少，灾害主要表现在个人和家庭上；而建国初期，人们对社会的依附程度和社会的组织程度较高，灾害除了表现在个人和家庭上，还在社会层次上表现出来，形成“社会性灾害”，社会在遭受灾害破坏之后对人的生存的影响就会更加严重。因此，灾荒与社会的相互关系是今后研究建国初期灾荒史的一个重要突破点。 （四）建国初期灾荒史的地位 截至目前，在公开出版的国史、党史著作中很少涉及建国初期的灾荒史，笔者认为，学术界应该对建国初期的灾荒及抗灾救灾的历史进行新的评价。 从单纯学术研究的角度看，重新审视建国初期的灾荒与其他历史事件之间的联系，不仅有助于深化对这段历史的研究，而且可以为研究整个建国初期的历史提供新的视角。抗灾救灾不仅关系到人民的生命财产，而且关系到新生的人民政权能否巩固，关系到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剿匪、农业互助合作等运动的顺利进行，关系到国民经济的恢复，关系到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加深对建国初期灾荒史的研究对我们理解其他的重要历史事件是大有裨益的。 从国史研究的现实性和政治性来看，灾荒及抗灾救灾历史的研究是“和谐”视阈下当代社会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是指导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研究的纲领性文献，引领国史研究拓展新领域、探索新课题。其中，加强当代社会史的研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四位一体布局中社会建设的必然要求，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和理论意义，而灾荒史是当代社会史的重要内容。《决定》提出加强对困难群众的救助，完善城市低保、农村五保供养、特困户救助、灾民救助、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制度。如何救助灾区群众？如何解决灾害带来的诸多社会问题？如何更好地防灾、抗灾、减灾？这些现实的问题需要从历史中寻求以资借鉴的经验教训。建国初期的灾荒史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抗灾救灾的历史，其中许多的思想和做法值得研究和总结，为今天的抗灾救灾减灾工作服务。 注释： ① 民政部政策研究室编《民政工作文件汇编》，1984年。 【参考文献】 [1] 何定华：《怎样做好生产救灾工作》，中南人民出版社出版1954年版。 [2] 孟昭华、彭传荣编著《中国灾荒史（现代部分）》，水利电力出版社1989年版。 [3] 李德金：《中国“国际减灾十年”委员会成立田纪云副总理任主任》，《人民日报》1989年4月22日。 [4] 孟昭华、王明寰编著《中国民政史稿》，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页。 [5] 赵朝峰：《简评建国初期的救灾渡荒工作》，《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4期。 [6] 殷月兰：《建国初期抗水灾》，《纵横》2000年第4期。 [7] 许虹：《建国初期党和政府救济灾荒、失业问题简述》，《党的文献》2000年第4期。 [8] 郭贵儒、陈冬生：《建国初期河北省救灾渡荒工作述评》，《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 [9] 温艳：《建国初期汉中的自然灾害与救灾》，《汉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 [10] 高冬梅：《建国以来我国蝗灾防治工作的历史考察》，《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11] 高冬梅：《新中国建立初期弱势群体及其社会救助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05年第4期。 [12] 刘大禹：《试论1954年水灾和建国初期农村集体保障制度的关系--以1954年湖南水灾为例》，《船山学刊》2005年第4期。 [13] 陈冬生：《建国初政府赈灾研究》，《求索》2005年第5期。 [14] 谢涛：《建国初期社会救助体系的构建与评析--以1949～1953年的广州为个案》，《当代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3期。 [15] 蒋志强：《建国前后苏北水灾及救灾工作述论》，《江苏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 [16] 荣宁：《周恩来与新中国的灾荒救治》，《毛泽东思想研究》2007年第1期。 [17] 孙绍骋编著《中国救灾制度研究》，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18] 康沛竹编著《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防灾救灾的思想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9] 陈冬生：《建国初期河北省赈灾工作简论》，《廊坊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 [20] 李勤：《1954年湖北水灾与救灾》，《当代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5期。 [21] 民政部政策研究室编《民政工作文件选编（1985）》，华夏出版社1986年版，第29页。 [22] 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农村福利司编《建国以来灾情和救灾工作史料》，法律出版社1958年版。 [23] 华东生产救灾委员会编《华东的生产救灾工作》，华东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 [24]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49～1952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综合卷）》，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90年版。 [25]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编《中国灾情报告（1949～1995）》，中国统计出版社1995年版。 [26]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法规汇编》，华夏出版社1993年版。 [27] 崔乃夫编著《民政工作的探索》，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28] 《河南农村一月领导生产救灾渡过春荒团结广大农民肃清土匪》，《人民日报》1949年7月2日。 [29] 曹云升：《救灾和互助合作有矛盾吗》，《人民日报》1954年10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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