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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考古发现与先秦两汉学术文化研究 归纳起来，考古发现对先秦学术史研究的影响，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 1.简牍帛书的出现解决了许多学术史上千古疑案 其一，关于先秦是否有“六经”的问题 《庄子·天运》曾有六经的记载：“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孰知其故矣。”但由于秦始皇焚书坑儒，《乐经》亡佚，汉代只存五经。先秦是否有《乐》经，成了疑案。郭店竹简《六德》篇有“六经”记载：“观诸《诗》《书》，则亦在矣；观诸《礼》《乐》，则亦在矣；观诸《易》《春秋》则亦在矣。”六经的次序与《天运》篇所记完全一致。又竹简《性自命出》：“《诗》《书》《礼》《乐》，其始出皆生于人。《诗》，有为为之也。《书》，有为言之也。《礼》《乐》有为举之也。”其中也提到了《乐》经。李学勤先生指出，“《庄子》是寓言，《天运》又在外篇，有晚出的嫌疑，因此现代著作多以为不足信。”现在郭店竹简这些记载证明，先秦确有“六经”流传，而且至迟在“战国中期儒家确实已有这种说法。”（注：李学勤：《郭店楚简与儒家经籍》，《中国哲学》第20辑。） 其二，关于《孙武兵法》与《孙膑兵法》问题 1972年4月，在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一号墓边箱北端同时出土了《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竹简，使得失传了近两千年的《孙膑兵法》重见光明，从而解决了两千年来争论不休的孙武和孙膑其人其书问题。 《史记·孙吴列传》载：孙武是春秋末期齐国人，为吴王阖闾客卿，著有《孙子兵法》十三篇。可《汉书·艺文志》又称“《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图九卷”。再加上我国先秦和秦汉时期孙武和孙膑及其兵法都被称为“孙子”，这就引起了后人的种种怀疑和争论。班固在《汉书·刑法志》中也对孙武和孙膑以及他俩的兵法情况作了明确的论述。然而，由于从《隋书·经籍志》开始，就不见有关《孙膑兵法》的记载，孙武与孙膑的关系及著作问题便混淆不清，无法考证。银雀山竹简《孙膑兵法》的出土，证实了《史记》记述的正确性：即孙武是吴孙子，孙膑是齐孙子；分别是春秋、战国人，孙膑乃孙武之后世子孙，各有兵法相传。 其三，关于早期儒道的关系问题 以往，学术界相信儒与道不相容。帛书本《老子》和通行本《老子》书里，都有反对儒家学说的地方。《庄子》里还用寓言夸张的手法丑化孔子形象。儒家也反对道家。汉初儒生辕固生曾讥讽《老子》书是“此家人言耳”。而郭店楚墓则将儒家著作与道家著作葬于一处。这是否暗示了战国中期以前的儒道学说关系与战国晚期以后的儒道不相容情况有所不同呢？郭店楚简本身为我们解答了这一问题。 通行本《老子》第十九章说：“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圣”和“仁义”都是被绝弃的对象。第十八章说：“大道废，有仁义。慧智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仁义”跟“大伪”相提并论。汉墓所出帛书本《老子》中有关记载与通行本《老子》基本相同。学者认为，这是道家对儒家仁义学说的批判与否定。而今出郭店楚简《老子》中有关上引两章的内容，却与通行本和帛书本有重要差异：“绝圣弃智”作“绝智弃辩”，“绝仁弃义”作“绝伪弃诈”，第十八章中无“慧智出，有大伪”一句。由此可见，战国中期以前的《老子》并不非圣，也没有绝弃仁义。竹简本《老子》与通行本、帛书本《老子》的不同，不是简单的文字改动，而是不同历史阶段的道家学说的具体内涵有变化差异的反映。对此，张立文先生有很好的分析：反映战国中期道家学说的“简本《老子》甲本所说的‘绝智弃辩’‘绝巧弃利’‘绝伪弃诈’，不仅不是对儒家思想的批判和否定，而是对儒家思想从负面的补充。它不是一种儒家正面的‘应该这样’的思维路向，而是一种‘不应该这样’，才能‘这样’的思维路向。之所以讲儒道并不强烈冲突，而是互补互济，是因为孔子《论语》也说‘巧言令色，鲜矣仁’，（孔子也弃绝）巧言之辩、伪善面貌和欺诈行为。这是与仁相违的。《孟子·梁惠王上》也载：‘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老子》的‘绝巧弃利’，岂不是达到仁义的一种途径吗？可见，儒道早期元典文本的思想比较贴近。都是为消解‘礼坏乐崩’所带来的……现实冲突所提出的不同设想和方案。”（注：张立文：《论简本〈老子〉与儒家思想的互补互济》，《道家文化研究》第17辑。） 竹简《老子》的上述内容说明，战国中期以前的道家与儒家有许多相通之处。而帛书本与通行本《老子》改竹简本《老子》“绝伪弃诈”为“绝仁弃义”等内容，则反映了战国晚期以后儒道学说的不相容之处。关于先秦时期的百家学说，《周易·系辞》概括为“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也引用了这句话。也许在春秋到战国中期的百家学说，“同归”“一致”的方面多一些，而战国晚期以后才强化了“殊途”“百虑”的一面。长期以来，学术界只注意了后者而忽视了前者。郭店楚简《老子》的出现，足以引起我们对这段学术史作重新思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