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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田野考古发掘出土的古代艺术品资料为艺术史研究提供科学的保障 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得到的古代艺术品相比于传世艺术品具有一个最为显著的特征，即科学性。一方面，这些古代艺术品具有明确的相对年代或绝对年代，通过田野考古学中地层学、类型学方法的运用，我们能够获得它们的相对年代；通过采用放射性碳素测定法、钾氩法、热释光测定法、古地磁测定法等自然科学技术手段，结合古代历史文献资料，得出它们的绝对年代。另一方面，田野考古发掘出土的古代艺术品资料自身也具有潜在的科学信息，它们大多是从墓葬或者遗址中被挖掘出来的，往往并非是独立的个体，不但出土的古代艺术品之间有密切的联系，就是与之同出的生产工具和生活资料也与它有关，甚至它们在墓葬或遗址中摆放位置的不同，也对理解它所隐含的创作意图、审美特征和在墓葬或遗址中所担任的角色是一个重要的启示。安徽含山凌家滩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出土的一件刻饰“十”字形纹的玉片，放在一只玉龟的背甲与腹甲之间，共同置于墓主人的胸部[11]。这样的摆放位置与方式是经过了人为的精心设计，有些研究者推断其寓意可能是希望死者获得再生，含有生命永存或生命轮回之意，那么，在玉龟中放入的这块玉片自然也就与此相关了[12]。孙作云先生通过对河南洛阳西汉卜千秋墓壁画的考释，深刻感受到：“研究壁画一类的古代艺术，必须注意它的表现部位，因为这关系到当时的思想、迷信”[13]。此外，经过田野考古发掘出土的古代艺术品有些往往与书写、铭刻文字的遗物如甲骨、墓志等同出于墓葬或遗址中，甚至有些遗物自身就是精美的古代艺术品，如许多商周青铜器上铸刻的文字内容都记录了干支年号或王朝的年号，它们自然成为判断考古出土艺术品年代的参考材料。 传世的古代艺术品大多得益于古代皇室贵族、封建文人士大夫的宠爱，作为权力、社会地位和财富的象征被收藏起来，传之子孙后代。尽管经历了多次的王朝更替，战火的洗劫，艺术品数易其手，频繁地聚散，那些质地脆弱的物品，如书法、绘画作品因得不到很好的保护而毁损严重，但依然有不少艺术品被幸运地留存下来，成为国家博物馆的主要收藏品。 传世艺术品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和艺术价值，也曾经是研究中国古代艺术发展史的主要研究资料。然而，传世艺术品有两个致命的缺陷，一个是其确切的时代难以认证，给研究工作增加了难度；另一个更突出的问题是对古代艺术品出于各种不同目的的仿制甚至作伪。成书于春秋时期的《韩非子·说林》记载了赝鼎的故事：“齐伐鲁，索谗鼎，鲁以其赝往，齐人曰：‘赝也’。鲁人曰：‘真也。’齐曰：‘使乐正子春来，吾将听之’。鲁君请乐正子春，乐正子春曰：‘胡不以其真往也？’君曰：‘我爱之’。答曰：‘臣亦爱臣之信’”[14]。说明青铜器作为上古的礼器，早在春秋时期就有了仿造之风。书画作品仿造作伪的情况，在古代历史文献中也时有所见。《世说新语·巧艺》记载了钟会学荀勗手迹骗其母的故事，说明三国时期就已有伪造他人手迹的行为。成书于唐贞观十三年（639 年）的裴孝源《贞观公私画史》曾明确指出：“今人所蓄，多见陈（善见）王（知慎）写拓，都非杨（契丹）郑（法士）之真笔。”书画作品作为商品在市场上流通到唐代已很盛行，书画名家的作品有了一定的价格参照，唐代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就记载了名家的“行情”；“董伯仁、郑法士、杨子华、孙尚子、阎立本、吴道玄、屏风一片，值金二万，次者售一万五千。其杨契丹、田僧亮、郑法轮、（尉迟）乙僧，阎立德，一扇值金一万。”名家作品与普通作品在价格上的巨大差异，诱使某些人从事仿造活动。随着公私收藏之风的兴起，商人、工匠为迎合藏者的兴趣爱好，对古代艺术品进行仿冒、临摹，从中牟取暴利，早在北宋时期，便已然出现了拟古、仿古的青铜器、玉器等工艺美术品。此后，随着艺术品被作为商品流通于市场，仿制的风气日益盛行。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三次书画仿造作伪的高潮。一次是北宋后期，另一次是明朝中晚期，最后一次是清代后期[15]。许多前代的青铜器、玉器、书画等艺术品，都或多或少地被后人所仿制。由于时代久远且仿古作伪的古代艺术品难以计数，造成传世的古代艺术品真假难辨，从而大大降低了它们的科学研究价值。田野考古发掘出土的古代艺术品资料恰恰能够担当起鉴别传世艺术品真伪和时代的功能，成为科学的标杆。例如仰韶文化彩陶的发现、殷墟的科学发掘，不仅使古代艺术品创制年代向前推进了几千年，而且可以用考古出土的艺术品来验证传世艺术品的来源和时代。 艺术史研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关于艺术品的断代和归属的鉴定。以书画鉴定为例，在对书画艺术品的鉴定中，专家们往往运用“目鉴与考订”的方法。所谓“目鉴”，是把各时代名家作品的主要特征目识心记、了然于胸，以此作为衡量被鉴定作品的标准。这种方法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上，带有一定的主观性。所谓“考订”，主要运用文献资料，考订被鉴定作品的时代和作者。由于古代文献在流传过程中存在着互相抄袭的现象，难免出现“张冠李戴”或“无中生有”的失误。虽然鉴定家在鉴定书画艺术品时经常把这两种方法结合起来，把被鉴定的作品与另一件时代和作者都真实可信的作品进行比较、鉴别，但必须保证标准型作品的真实可信，考古发掘出土的古代书画艺术品因具有确切的相对年代或绝对年代便成为参考标准。考古发掘出土的卷轴书画数量非常有限，多见于明朝的皇室、贵族墓葬，如1971年山东邹县明鲁荒王朱檀墓出土了4卷绘画作品，其中一幅已腐朽， 尚存宋代葵花蛱蝶图扇面、元代钱选白莲图和宋代金碧山水图[16]；1973年，江苏吴县洞庭山明代许裕甫墓出土了文徵明书画折扇和申时行的手书折扇[17]；江苏淮安明代王镇墓出土的书画作品数量最多，计有25幅，多为元明时期的作品，部分乃无名氏所作，有的虽有姓名却不见于文献著录，为书画艺术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18]，是书画鉴定中最直接的参照物。同时，由于书画艺术品是一个特定时间里的产物，每一个时代的作品都会体现其特有的共性，众多不同个人风格的艺术家共同演绎出整体意义上的时代风格。这样，艺术史家也可以通过对考古调查和发掘出土的帛画、壁画、漆画、瓷画、碑刻墓志等艺术形式的研究，从分析题材内容、勾勒用笔、色彩等方面入手，归纳出书画艺术的时代特色。虽然它们的功用不同、媒材有异，但时代风格是一致的，又不像卷轴书画那样在屡易其主的过程中，造成是非混淆或真伪杂糅。它们不仅数量甚大，而且有明确的纪年，无绝对年代者也有以考古方法确定的相对年代，为把握书画风格流变的阶段性直至视觉艺术方式与艺术技巧的渐进具备了充分的条件[19]。因此，田野考古艺术品和传世艺术品两者之间可以互相比照、验证，使田野考古艺术品所具有的科学性特征得到更好的发挥。 综上所述，田野考古出土的古代艺术品以其特有的资料的丰富性和科学性以及所隐含着的大量历史和文化信息，为在中国古代艺术史研究中探索艺术的起源和古代艺术的发展规律，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基金项目］东南大学文科课题“中国艺术考古学理论研究”（XJ031308）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 温克尔曼。古代艺术史[M]；常宁生。艺术史终结了吗？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1999. [2] 王树林。民间画师高桐轩和他的年画[J].文物，1959（2）：19-21. [3] 刘开渠。刘开渠美术论文集[M].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1984. [4] 杨蔷。郑振铎美术文集[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 [5] 坎格尔。时间与传统[M].蒋祖棣，刘英译，王宁校。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 [6] 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7] 陈梦家。敦煌在中国考古艺术史上的重要[J].文物参考资料，1951（4）：69-73. [8]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 河南舞阳贾湖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二至六次发掘简报[J].文物，1989（1）：1-14. [9] 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出土的舞蹈纹彩陶盆[J].文物，1978（3）：48-49. [10] 济南市博物馆。试谈济南无影山出土的西汉乐舞、杂技、宴饮陶俑[J].文物，1972（5），19-24. [11]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发掘简报[J].文物，1989（4），1-9. [12] 杨振彬。长江下游史前刻划符号[J].东南文化，2001（3）：15-21. [13] 孙作云。洛阳西汉卜千秋墓壁画考释[J].文物，1977（6）：17-22. [14] 程长新。铜器辨伪浅说[J].文物，1989（8）：36-43. [15] 杨新。商品经济。世风与书画作伪[J].文物，1989（10）：87-94. [16] 山东省博物馆。发掘明朱檀墓纪实[J].文物，1972（5）：25-36. [17] 苏华萍。吴县洞庭山明墓出土的文徵明书画[J].文物，1977（3）：65-68. [18] 徐邦达。淮安明墓出土书画商析[J].文物，1987（3）：16-18. [19] 薛永年。文物出土与书画简定[J].文物，1998（2）：6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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