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 者 按】虽然几经浮沉，学术界却公认英国学派在后冷战时代重新焕发了生机。英国学派提供的借鉴和启示是多方面的。英国学派的国际体系和国际社会理论以及跨学科、多学科甚至全学科的学术视野，为展开国际会议史研究树立了榜样。作为一名基督教徒、历史学家、国际关系学者的英国学派开创者--赫伯特·巴特菲尔德，为超越至今仍然在历史研究和国际关系研究中令人难以释怀的“国家中心主义”情结提供了有益的镜鉴。英国学派第二代的“旗手”--赫德利·布尔对大国及其作用的考察和分析，在全球化时代依然是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两个领域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需要学术界更多地从非欧洲、非西方国家的视角来重新阐释与深入思考。英国学派为研究民族主义提供了新的维度的同时，也为我们从非西方视角考察作为国际制度的民族主义提供了契机。尽管，“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但在与英国学派的“对话”中，面对“借鉴”与“批判”、“倾听”与“表达”、“他者”与“自我”所编织的种种纠结，中国学术界的探索依旧路途漫漫。
    作者简介：张乃和，吉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任东波，吉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孙丽萍，吉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教授；王秋彬，吉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教授；王文奇，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张乃和：英国学派与国际会议史研究
    国际体系和国际社会的产生及演变过程，是英国学派关注的重要课题。国际行为体之间的交流沟通（communication and intercourse）则是深入研究这一课题的重要切入点。英国学派奠基人马丁·怀特就非常重视国际体系的交流沟通问题。他提出，国际体系赖以产生的交流沟通由四大方面构成：使节、会议和国际组织、外交语言、贸易；其中，会议被视为欧洲国际体系史上的精彩篇章，也是交流沟通的集中体现。①这里的会议当然是指国际行为体之间的国际会议。以国际会议解决国际争端，是现代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之一。可见，国际会议对理解国际体系和国际社会的产生及演变具有重要意义。当今英国学派的领军人物巴里·布赞和理查德·利特尔，也很重视国际体系的交流沟通问题。他们把这一问题视为国际行为体互动能力的核心内容，并概括为交通与通讯的社会技术，“包括语言（特别是通用语和书写方式的发展）、共同观念（宗教、外交、经济学）、货币和汇票，以及更为具体的规则和制度的系统”。②然而，他们并没有对国际会议予以特别的关注。也许这是因为他们的学术目标不在于此，而在于更加宏观的体系结构及其变迁。
    从本质上看，国际体系和国际社会都属于人类社会关系的范畴，而社会关系都是交流沟通的产物。孤立、封闭、保守不但不能产生和发展国际体系和国际社会，相反只能使国际行为体自身走向衰弱。因此，国际会议作为国际交流沟通的集中体现，应该予以重视。目前，在首次尝试以国际体系的视角重写6万年的世界史之后，“布赞和利特尔正着手一项新的计划以修订英国学派对‘国际社会的扩展’的论述”。③我们认为，理解国际社会的扩展，不仅需要宏观的世界大通史，而且还需要中观甚至微观的世界断代史、专题史。只有这样，我们的理解才能更加丰富而具体，我们的观点也才能更有说服力。在这个意义上而言，展开国际会议史研究就显得十分重要了。
    然而，在国内学术界，迄今为止笔者尚未见到自觉展开国际会议史研究的论著，只有在钱其琛主编的《世界外交大辞典》中收录了9个有关国际会议的条目。④当然，在一些相关学术论著中，人们花费到国际会议上的笔墨还是很多的，只是还没有自觉地展开深入系统的国际会议史研究。在国际学术界，笔者注意到已经有一些学者关注这一问题。较早针对该问题展开研究的学者，应是约翰·考夫曼。他的《会议外交导论》初版于1968年，修订于1988年。在该书中，考夫曼不仅明确界定了会议外交和国际会议的概念，而且初步梳理了现代国际会议的形成及其演变历程。他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是现代国际会议的早期阶段，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是过渡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则是发展阶段。⑤尽管考夫曼是从会议外交的视角，而不是从国际会议本身的视角，对现代国际会议的形成及其发展阶段进行了梳理，但他的开创性研究工作，仍然奠定了其作为现代国际会议史研究奠基人的地位。
    继考夫曼的《会议外交导论》之后，有关国际会议史研究的成果并不多见，目前就笔者所掌握的资料来看，主要有卡尔·迪特利希·埃尔德曼的《走向史学家的全球共同体》和维尔博尔特·冯·弗利的《会议、行为与文明》。
    埃尔德曼的著作德文版出版于1987年，2005年其英文版才得以发行。该书英文版把时段下限延伸到了2000年，并在内容上进行了重新编订，首次系统梳理了国际史学会议从1898年到2000年间的历史。不仅如此，该书还呼吁世界各国史学家超越局限，加强合作与理解，探寻普遍的真理与原则，共同构建史学家共同体。⑥这部国际史学会议史著作，开创了对国际会议史进一步展开专题研究的先例。
    弗利的著作英文版于1999年发行。弗利从会议行为的角度出发，把会议史划分为三大阶段，即农业阶段、工业阶段和后工业阶段。⑦其研究范式秉承了埃利亚斯的《文明的历程》，被称为社会学的阿姆斯特丹学派的又一力作，并于2001年获得了诺伯特·埃利亚斯奖。该书首次系统梳理了从古到今的会议史，可以说是第一部会议通史性著作，但还不是专门研究国际会议史的著作。
    可见，针对国际会议史的研究，国内学术界几乎尚未启动，国外学术界也未予以足够的重视。然而，在事实上国际会议现象源远流长。怀特曾经注意到，古希腊时期就曾召开过国际会议，只是这些国际会议在当时并未经常化、制度化，而早在公元前7世纪到公元前6世纪，古代中国就有了经常性的、制度化的国际会议了。⑧据中国学者的初步统计，“鲁史《春秋》记载的诸侯盟会就有450多次，可见整个春秋时代平均一年就有两次‘国际会议’”。⑨由国际会议发展成为国际组织，由国际组织召开国际会议，这是国际会议与国际组织之间的时序关系。这在古代中国就得到了有力的印证。且不说三皇五帝时期的联盟或大禹治水时期的同盟，在夏商时期，中国就有了较为明确的国际会议组织，到春秋时期，鲁庄公十五年（前679）就出现了正式的国际组织即北盟会，随后建立了南盟会，并在此二者的基础上建立了总盟会。⑩可以肯定的是，古代中国的国际会议要比古代希腊产生得早、发展得快，而且实现了经常化和制度化。令人遗憾的是，中国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却长期以来缺乏自觉，未能深入系统地展开中国古代国际会议史专题研究。
    为了深入系统地展开国际会议史研究，我们需要澄清一些理论问题。首先，需要明确国际会议的概念。一般而言，国际会议由四大要素构成：国际会议的召集者及其联络执行者；由国际行为体的代表组成的代表团；国际会议的主持者及其议事规程；国际会议分组或分支委员会及其互动。这四大要素的有机结合就是国际会议。当然，国际会议的概念是具体的、历史的，而不是抽象的、一成不变的。我们需要运用辩证的、发展的观点来看待国际会议，而不能陷入唯名论或唯实论的泥潭；其次，需要明确国际会议的历史分期。为了研究的方便，人们通常把历史划分为古代中世纪和近现当代等阶段，国际会议的历史分期也可以这样划分，但应该以国际会议本身的内在发展逻辑为标准来划分，而不是以一般的历史分期为标准来划分。国际会议的内在发展逻辑在于其经常性、制度性，也就是其召开的频率和节奏，议事规程和组织程度以及国际会议内部的职能分化程度；最后，关于国际会议的类型。国际会议的历史类型与国际会议的历史分期密切相关。一般而言，国际会议有古代、中古、近现当代等历史类型。从功能上看，国际会议则可以划分为通报情况、交换意见、制定规则等类型。从目的上看，国际会议可以划分出更多种类型。此外，国际会议还可以从地域、部门等等诸多其他角度划分出很多不同的类型。
    从总体上看，国际会议史在学术研究领域上属于世界专题史，在学科属性上属于世界专门史，在知识性质上属于社会技术史。值得注意的是，研究国际会议史不仅需要制度史研究的理论方法，而且需要过程史研究的新手段。跨学科、多学科甚至全学科（pan-disciplinary）的视野也必不可少。在这方面，英国学派为我们树立了榜样。我们有理由相信，展开国际会议史研究不仅将为世界史、国际关系史乃至国际关系学的发展提供有效知识，而且还将为国际社会的进步做出应有的贡献。
    注释：
    ①Martin Wight, Systems of States, Leicester: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77, pp. 29-33.
    ②[英]巴里·布赞、理查德·利特尔著，刘德斌主译：《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国际关系研究的再构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73页。
    ③[英]菅波英美著，严少华译：《国际关系理论英国学派的历史发展》，刘德斌主编：《英国学派理论与国际关系史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82页。
    ④钱其琛主编：《世界外交大辞典》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750-751页。
    ⑤Johan Kaufmann, Conference Diplomacy: An Introductory Analysis, Dordrecht: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1988, pp. 4-5.
    ⑥Karl Dietrich Erdmann, Toward A Global Community of Historians: The International Historical Congresses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historical Sciences, 1898-2000, New York and Oxford: Berghahn Books, 2005, p. 313.
    ⑦Wilbert van Vree, Meetings, Manners and Civilization: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Meeting Behaviour, London and New York: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326.
    ⑧Martin Wight, Systems of States, p. 32.
    ⑨何茂春：《中国外交通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6页。
    ⑩孙玉荣：《古代中国国际法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3-135页。
    任东波：赫伯特·巴特菲尔德与英国学派的传统历史叙事
    赫伯特·巴特菲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1900-1979）被公认为是20世纪上半叶英国最杰出的历史学家之一。巴氏一介布衣，凭借学术成就而受封爵士。他职业生涯的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剑桥大学度过的，先后担任了现代史教授（1944-1963）、钦定讲座教授（1963-1968）。巴特菲尔德是一位有着独创性、多才多艺、不拘一格的学者，他在不同的学术领域都贡献了开创性的成果，包括历史编纂学、科学史、基督教与历史、18世纪政治以及外交理论等。他的著作被广泛传读，包括教师、中小学生、大学生、教徒、哲学家甚至政治家。“在英国，他代表了历史学的声音”。①然而，对于历史学家和国际关系专业的学者来说，巴特菲尔德依然是一位高深莫测的人物。尽管他是那个时代卓越的历史学家，但并未留下公认的学派或史学风格。②虽然在历史学领域，巴特菲尔德的名字没有和任何学派联系在一起，但在国际关系领域，他却被视为英国学派的奠基者之一。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创建了英国国际政治理论委员会；另一个原因是，“将英国学派团结在一起的共同主线是承认历史或历史知识对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意义”。③众多学者对巴特菲尔德的评价可谓见仁见智，莫衷一是，甚至是相互矛盾。蒂姆·邓恩将他视为一个“基督教现实主义者”（Christian realist）和“原教旨主义者”（fundamentalist）；④马丁·怀特指出，巴特菲尔德最好被人视为“极端克制的、温文尔雅的、乐观的伯克式（指爱尔兰政治家、作家、政治理论家、哲学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的人物”；⑤阿尔贝托·科尔则认为，巴特菲尔德在三个截然不同的领域（历史、政治、基督教）寻求国际事务的智慧源泉，并因此将其视为历史学家、政治思想家和基督徒。⑥而在A.鲁珀特·霍尔为巴特菲尔德所写的悼词中则称其为“一位理想主义的历史学家”、“又是一个折衷主义的历史学家”。⑦巴特菲尔德复杂的学术背景以及跨学科的学术研究取向和实践，为英国学派的传统历史叙事打上了其独树一帜的烙印。
    一般而言，历史叙事就是讲故事的方式。更为确切地说，“叙事是一种话语形式。通过这种形式，我们为自己和他人重构和描绘了过去的经验”。⑧传统叙事是历史叙事的一种形式，它让人们想起了构成当下生活体系的起源之一，构造了作为生活体系本初构成的永久性，通过肯定性的（或更确切的，预先给定的）自我理解的文化模式来塑造认同。或者说，每一种人类生活的形态必然由诸多传统构成。传统不能被完全否认，否则人们将会失去生活的根基。传统叙事明确了传统是人类不迷失自己的必要条件。⑨具体到英国学派的传统历史叙事，其思想内核和基础是由基督教与西方价值观所塑造的文化认同，其主要内容是欧洲历史或国际关系史的演变，其写作的重要方式是历史分析方法和历史比较方法。
    英国学派的传统历史叙事与巴特菲尔德的复杂的学术背景密不可分，具体表现在基督教、外交史、历史以及历史编纂学三个方面，每个方面在彰显巴特菲尔德对英国学派传统历史叙事的贡献的同时，也暴露了其局限性。
    首先，基督教凸显了英国学派传统历史叙事的主题和道德关怀，却“滋生”了英国学派历史叙事中挥之不去的“欧洲中心主义”的痼疾。对巴特菲尔德而言，基督教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历史叙事主题，而且体现了他对身处其中的那个时代的道德关怀。巴特菲尔德是一位虔诚的卫理公会派教徒，卫理公会的普世主义思想和20世纪的兴衰变迁，使巴特菲尔德设置了一个新的国际关系主题，“一种关于人类事务的普遍性历史思想”。⑩这个新的主题可以具体化为“天意”或“上帝”（providence）。“天意”不是修辞学意义上的，而是真实的存在。天意是生动的，是历史的推动力。人类和天意之间是“一种积极的关系”。“天意产生了一个人们生活其中并能够逐渐改善其外部境况的世界，尽管这个世界是有罪的。”（11）基督教对欧洲历史乃至欧洲文明具有巨大的历史意义，或者说，没有基督教就没有欧洲文明。巴特菲尔德认为，正是后古典时代的基督教有助于摆脱蛮族的混乱状态从而形成一个新的社会秩序，并由此产生了一个作为历史意义实体的欧洲。（12）需要强调的是，虽然巴特菲尔德将基督教设置为英国学派传统历史叙事的主题，但并没有滑向“宏大叙事”的窠臼。他反对按照完整的因果关系和主题的一致性来进行历史叙事，在这一点上，他与保罗·利科的“编织情节从来都不是‘秩序’的天真的胜利”（13）的观点相似。然而，将基督教设置为英国学派传统历史叙事的主题，不仅忽视了欧洲历史经验的丰富性和遮蔽了观察世界其他诸文明历史演进的视角，还埋下了在英国学派历史叙事中难以根除的“欧洲中心主义”的种子；在历史叙事中嵌入深深的道德关怀；也催发了历史叙事中主观性和伦理偏见的“泛滥”。
    其次，外交史构筑了英国学派传统历史叙事的特色和核心内容，却“禁锢”了英国学派历史叙事的时段和范围。在巴特菲尔德的著述当中，外交史（14）占据了相当重要的地位，拿破仑和18世纪初的欧洲外交成为其论述的主要对象，同时也对基督教、外交和战争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思考。在此基础上，他指出成功外交的品质（宽容、优雅、灵活和自我克制）是行为端正的模式。在英国国际政治理论委员会出版的著名论文集《外交探索：国际政治理论论文集》中，巴特菲尔德对“均势”和“新外交和历史上的外交”进行了论述。（15）他在论述18世纪欧洲国际关系时，称其为“外交的黄金时代”，因此，有学者认为“乡愁”（nostalgia）构成了巴特菲尔德的突出特征。（16）巴特菲尔德之所以强调外交史，是因为外交史培育了客观、超然的时间维度，相形之下，科学流派意味着放大了“所有涉及当下争论的偏见、激情以及一厢情愿，它们使当代研究成为一种自我放纵的形式，而不是一个理智的学科”。（17）巴特菲尔德对外交史的强调是值得借鉴和肯定的。然而，由于他过于拘泥18世纪的欧洲经验，使得英国学派的传统历史叙事未能对国际关系史进行长时段的考察；同时，也由于他聚焦于外交层面，使得英国学派的传统历史叙事缺乏了国际关系史的其他维度（如经济、社会）的内容和支撑。
    第三，历史和历史编纂学拓展了英国学派传统历史叙事的功能和思维空间，却制造了“巴特菲尔德难题”并削弱了英国学派历史叙事的系统性和理论化。在巴特菲尔德有关历史和历史编纂学的著述中，通过批判陈旧的“辉格党人”的历史观、创建新的历史研究方法和强调历史和历史编纂学的功用和意义，深化了英国学派传统历史叙事的功能并拓展了其思维空间。巴特菲尔德对辉格党人时代错置的历史叙事的动机、方法和谬论进行了持续的批判。在他1931年的著作里，“辉格党人”是指赞成“进步”、“新教主义”和“自由”的历史学派，并将这些原则的成功归因于几个世代的辉格党政治家们的信仰和活动。（18）历史研究需要将历史分析和历史叙事结合起来，二者相互补充。巴特菲尔德认为，“探讨过去”通常有两种方式，这两种方式构成了“技术历史”（technical history）。一种方式是分析过程，另一种是可以“复活”过去的时代、事件或者著名人物。此外，历史研究也存在第三个层次，即历史学家领会能够触摸到生活细节和秘密的“上帝的审判”（judgements of Providence）。（19）历史的最高价值是使人本身得以提升和更加完善。“缺乏历史会使人们在心理精神上僵化呆板。只有我们继续从历史中学习到越来越多的东西，才能逐渐矫正这种缺陷并有助于我们获得必须的心理上的弹性”。（20）然而，巴特菲尔德在给英国学派传统历史叙事提供需要恪守的“戒律”和创建新的历史研究方法的同时，也制造了由基督教徒和价值中立二者所构成的“巴特菲尔德难题”。正如休厄尔指出的那样，巴特菲尔德的“技术历史”的概念与它的基督教信仰和历史编纂经验是难以相容的，这种不协调是由于采用不适当的认识论假设和方法论准则造成的，认识论假设和方法论准则与巴氏的基督教徒的世界观相互冲突。（21）正是“巴特菲尔德难题”使巴特菲尔德的传统历史叙事充满了不一致性和矛盾性。此外，由于巴特菲尔德对使用传统方法研究国际关系的青睐，导致其历史叙事缺乏系统性和理论化。“巴特菲尔德未能将理论与历史结合起来”。（22）这些问题在马丁·怀特、亚当·沃森、赫德利·布尔以及巴里·布赞和理查德·利特尔的著作中得到了部分的解决。
    世易时移，斯人已逝。当人们重新审视和检讨巴特菲尔德与英国学派传统历史叙事的简短“故事”时，都会感知到作为一名基督教徒、历史学家、国际关系学者的巴特菲尔德对活生生的人的深切关怀，从而超越了历史研究和国际关系研究中令人难以释怀、困惑不已的“国家中心主义”情结。或许，这才是巴特菲尔德对今天最大的学术和思想馈赠。
    注释：
    ①Jeremy Black and Karl Schweizer, “The Value of Diplomatic History: A Case Study in the Historical Thought of Herbert Butterfield,” Diplomacy and Statecraft, Vol. 17, （Sep. , 2006）： 617.
    ②Ian Hall, “History, Christianity and Diplomacy: Sir Herbert Butterfield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8, No. 4（Oct. , 2002）： 719-720. 迈克尔·本特利也指出，巴特菲尔德的声望饱受没有“巴特菲尔德学派”之苦，但其方法却大行其道，这或许是他最大的遗赠。参见Michael Bentley, The Life and Thought of Herbert Butterfield: History, Science and God,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③Andrew Linklater and Hidemi Suganami, The English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Contemporary Reassess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84.
    ④Tim Dunne, Inventing International Society: A History of the English School, Houndmills & London: Macmillan, 1997, pp. 181-182.
    ⑤Martin Wight, “Review of Butterfield, Liberty in the Modem World,”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29, No. 4（October 1953）： 475.
    ⑥Alberto R. Coll, The Wisdom of Statecraft: Sir Herbert Butterfield and the Philosoph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Durham, N. C. :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85.
    ⑦A. Rupert Hall, “loge: Sir Herbert Butterfield, 7 October 1900-20 July 1979,” Isis, Vol. 72, No. 1（Mar. , 1981）： 90-91.
    ⑧Deborah Schiffrin, In Other Words: Variation in Reference and Narrativ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18.
    ⑨Jrn Rüsen, “Historical Narration: Foundation, Types, Reason,” History and Theory, Vol. 26, No. 4（Dec. , 1987）： 90.
    ⑩C. T. McIntire, Herbert Butterfield: Historian as Dissente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306.
    （11）Herbert Butterfield，Christianity and History,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50, p. 51. 蒂姆·邓恩指出，在巴特菲尔德看来，“尽管基督教不能使世界更有道德，但它能使世界更加审慎和稳定”。参见Tim Dunne, Inventing International Society: A History of the English School, p. 83。
    （12）Herbert Butterfield, Christianity in European History,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53.
    （13）Paul Ricoeur, Time and Narrative（K. McLaughlin & D. Pellauer, Trans. Vol. 1），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4, p. 73.
    （14）Herbert Butterfield, The Peace Tactics of Napoleon, Cambridge, En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29; Herbert Butterfield, Napoleon, London: Duckworth, 1939; Herbert Butterfield, Christianity, Diplomacy and War, London: Epworth Press, 1953.
    （15）Herbert Butterfield and Martin Wight, eds. , Diplomatic Investigations: Essays in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pp. 132-148, 181-198.
    （16）Paul Sharp, Herbert Butterfield, “The English School and the Civilizing Virtues of Diplomacy,”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79, No. 4（Jul. , 2003）： 855-878, 856.
    （17）Cambridge University Library, Department of Manuscripts（Butterfield Papers）， 130/2, pp. 2-3.
    （18）Herbert Butterfield, The Whig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London: Bell, 1931, pp. 3-5.
    （19）巴特菲尔德将价值中立（value-free）或者非阐释型的历史著作称作技术历史。参见Herbert Butterfield, History and Human Relations, London: Collins, 1951; Herbert Butterfield, Man on His Past: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Historical Scholarship, Cambridge, En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5。
    （20）Herbert Butterfield, History and Human Relations, p. 181. 也有学者评论巴特菲尔德的《历史与人际关系》时指出，“历史有一种解放和丰富功能，因为它可以让我们摆脱当下的视角和短视，拓展人性的深度和复杂性。”参见M. A. Fitzsimons,“Review: History Limited and Unlimited, ”The Review of Politics, Vol. 14, No. 4（Oct. , 1952）： 567。
    （21）参见Keith C. Seweil, Herbert Butterfield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22）C. T. McIntire, Herbert Butterfield: Historian as Dissenter, p. 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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