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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元间，王重阳在北方地区创立“全真道”，并不上承道教的三清尊神、三洞尊经，而是高唱“三教归一”。创教之初，金大定八、九年间（1168-1169），王重阳在山东文登等地建立“五会”（三教七宝会、三教金莲会、三教三光会、三教玉华会、三教平等会），劝人“诵《般若心经》、《道德》、《清静经》及《孝经》”，强调三教一家，不拘一教。他说，“三教者，如鼎之三足，身同归一，无二无三。三教者，不离真道也，喻曰：似一树生三枝也。”（《金关玉锁诀》）王重阳本人的三教合流，重在吸收佛教内容，而对儒家思想的摄入，主要由其弟子完成。陈兵先生认为，“金代全真道学说乃佛道融合的典型，元代以后的全真之学才具足三教合一的性质。”三教合一，因此是全真教的中心思想，是北宋以后道教“三教合一”思想不断发展的产物，是内丹派与佛儒融合的结果。托名吕洞宾的清代著作《三宝心灯》甚至说：“若皈道而不知三教合一之旨，便是异端邪说。” 全真教主张三教合流，大多着眼于三教义理的同源一致。王重阳的“天下无二道，圣人不两心”，“儒门释户道相通，三教从来一祖风”，后来成了常被引用的经典名言。丘处机（1148-1227）还说：“儒释道源三教祖，由来千圣古今同。”（《磻溪集》卷一）意思是说，儒释道的理趣相通，源自同一个“道”，犹如一个树根生出三个树枝。在后世的全真教著作里，三教同源的“道”进一步被归结为“心性”。《性命圭旨》卷一说，“儒曰存心养性，道曰修心炼性，佛曰明心见性，指归皆在心性”，“心性者本体也”。这个心性本体，道士们还常用“一”、“太极”或“圆相○”表示。宋末元初，李道纯认为，理学的“太极”、佛教的“圆觉”、道教的“金丹”，名三体一，全都可以圆相“○”表现[24]。惟其道体的相通，三教之间难有根本的差别，所以，全真教提倡“三教平等”。 道教内部有“北宗先性后命，南宗先命后性”的说法，全真教的功法较之张伯端的南宗，更多地融摄禅宗心法，主张炼神还虚、以性兼命的丹法。明代伍冲虚的《仙佛合宗语录》说：“仙佛同一工夫，同一景象，同一阳神证果。”（《道藏辑要》毕三）全真教以明心见性、养气炼丹、含耻忍辱为内修之“真功”，以传道济世为外修之“真行”，功行双全，以期成仙证真，方始谓之“全真”。 宋元时期的道教，因此放弃了以往单纯从民族血缘的历史渊源论证道教的优越地位，不再坚持“夷夏论”的文化优越感，而是彰显“道”之于三教的统摄力，以“道”为源。道，既是儒释道三教的思想根源，又是道教炼养的修证目标。 结语：殊途同归、相资互用 儒释道三家的会通融合，形成“和而不同”的宗教文化体系。这种现象，在世界文明史上实属罕见。三教合流，并没有消除儒释道自身的特点，三教相似的对话策略，保留各自的主体性，体上会通，用上合流，体现了中国社会协调不同宗教关系的高超智慧。三教之间彼此了解，会通不同的思想教义，而在事用、功能方面，三教合流，劝善导俗。佛道两教在民间社会，互为表里，出现“仙佛不分”的信仰格局[25]，大多主张“三教归儒”[26]。 “三教平等”型，主张三教各有长短，功能不同，彼此相辅相成，这主要是儒家统治者出于平衡三教的政治目的。“三教同归”型，是说三教的旨归、功能相同，所谓“殊途同归”。颇有意思的是，这种主张通常是佛教徒的说法。“三教同源”型，是说三教存在共同的源头，所谓“源一流三”，这主要是道教徒的观点。 当然，儒释道三教在历史上常会混合使用上述三种类型的对话策略。特别是“殊途同归”的说法，典出于《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这种传统的思维方式，贯通三教，重在“劝善”、“教化”等社会层面，谋求彼此的“相资互用”。三教虽在思想层面各有“极高明”处，但是，“殊途同归”，这使中国文化能在平稳之中保持思想活力，从容地进行“文化更新”。 像唐代重玄学、宋明理学、宋代内丹学、金元全真教以及像禅宗这样的中国佛教宗派，乃至像林兆恩（1517-1598）创立“三一教”，其实都是三教互动的产物。 注释： [1] 参见任继愈：《唐宋以后的三教合一思潮》，《世界宗教研究》1984年第1期。 [2] “道教”一词虽出现在《牟子理惑论》、《抱朴子》外篇等处，但指儒教或佛教。真正用来称谓现在所谓的“道教”，应在北魏寇谦之（363-448）和刘宋顾欢（420-483）之时，即在晋宋之际、南北朝初期。儒教在当时还有名教、礼教、道教、德教、仁教、圣教、周孔之教，以及儒学、儒术、经学、经术等不同的称呼。参见小林正美《三教交流中“教”的观念》载《六朝道教史研究》，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93-494页。 [3] 北周卫元嵩著《齐三教论》七卷，事见《新唐书·艺文志》道家类。这段考证，参见饶宗颐《三教论及其海外移殖》，载《中国宗教思想史新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65页）。唐朝帝王自高祖李渊开始举办三教讲论，由此在唐代渐成风气。这段史实，参见罗香林《唐代三教讲论考》，香港《东方文化》1954年第1期。 [4] 白居易（772-846）说：“儒道释三教，鼎立于天下。”参见《全唐文》卷671“议释教僧尼”条。北宋天台僧孤山智圆（976-1022）说：“三教如鼎，缺一不可。”引文见于元代刘谧《三教平心论》“序”，《大正藏》卷52，第781页上。 [5] 杨庆堃：《儒家思想与中国宗教之间的功能关系》，史华兹等《中国思想与制度论集》，段昌国等译，台北：联经1979年版，第336页。 [6] 鲁迅：《1918年8月20日致许寿裳》，《鲁迅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53页。 [7] 参见罗香林《唐代三教讲论考》，第85页。 [8] 文见《佛祖历代通载》卷二十，《大正藏》卷49，第692页下。 [9] 谭伟伦：《建立民间佛教研究领域刍议》，《民间佛教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0页。 [10] 朱元璋：《三教论》，魏伯城等编，《全明文》第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45-146页。值得说明的是，朱元璋此论并不以儒释道为三教，而以“儒佛仙”为三教，将赤松子视为仙家的代表，而把老子看做孔子的同路道友。 [11] 佛教界从公元4世纪上半叶起，在中国境内四处寻找阿育王分送的佛舍利，亦有陆续发现阿育王塔、佛舍利与佛像的记载（参见许理和《佛教征服中国》，李四龙、裴勇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47页）。在道宣《广弘明集》卷15，有一份资料列举了16处阿育王寺，而在道世《法苑珠林》卷38则列举了19处。 [12] 法琳：《辩正论》卷二，《大正藏》卷52，第499页上。 [13] 道安：《二教论》，《大正藏》卷52，第141页中。 [14] 智圆：《闲居编》卷四十八《潜夫咏》，《续藏经》第56册。 [15] 契嵩：《孝论·叙》，收入《辅教篇》下，《镡津文集》卷三，《大正藏》卷52，第660页上。 [16] 契嵩：《寂子解》，《镡津文集》卷八，《大正藏》卷52。 [17] 附见于张九龄《贺论三教状》，《曲江集》卷九。 [18] 萧登福：《道教与佛教》，台湾：东大图书公司2004年版，第5页。该书完全站在道家道教的立场上，梳理佛教如何接受道教的影响。他说，“在仪轨及习俗、炼养上，道教的讲经仪、坛仪、符印、星斗崇拜、安宅、葬埋、药饵、冶炼、食气、导引、灵签、节庆等等”，都曾对佛教有所影响，常被引用。 [19] 转引自道安《二教论》，《大正藏》卷52，第140页上。 [20] 有关《化胡经》在中国历史上的演变过程，参见许理和《佛教征服中国》，第378-392页。 [21] 顾欢：《夷夏论》，《大正藏》卷52，第225页上。 [22] 夏元鼎：《黄帝阴符经讲义》卷四（图说卷），《道藏》洞真部玉诀类。 [23] 参见唐大潮：《明清之际道教“三教合一”思想论》，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版，第106页。 [24] 此处论述，参见陈兵《略论全真道的三教合一说》，《世界宗教研究》1984年第1期，第8-10页。 [25] 中村元说：“当佛教思想刚由中国人吸收时，它还只是某种新知识而已，然而当它真正转化成宗教思想而固定于生活之中时，它早就蜕变而为道教思想了，至少可称之为道教思想之主流了。”参见中村元等著《中国佛教发展史》上卷，台北：天华出版事业股份公司1984年版，第593-595页。 [26] 最典型的例子是“三一教”，其创始人林兆恩将平生撰述总名《圣学统宗》，主张儒释道“道一教三”，但三教合一的宗旨则是“归儒宗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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