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西方史学认为斯巴达国家具有军国主义、国家控制、特殊主义三大特征，①三者之中军国主义又是首要特征。迄今大多数学者都认为，从第二次美塞尼亚战争结束开始，古代斯巴达就是军国主义国家或军事化社会。笔者把这类观点称为“军国主义论”。但是，霍德金森最近撰文认为，古典时期的斯巴达不是“军事化的社会”，更不是军国主义国家。霍德金森没有明确古风时期的斯巴达是不是军国主义国家（或军事化国家），这样我们似乎可以得出两个推论：或者整个古代斯巴达都不是军国主义国家（或军事化社会）；或者古风时期是，但古典时期不是军国主义国家。然而，笔者认为，军事化社会与军国主义国家既相关联，又有巨大差别；古风时期的斯巴达既不是军事化社会，也不是军国主义国家，但古典时期斯巴达则逐步发展为军事化社会乃至军国主义国家。
    一、关于“军国主义论”的学术争论
    目前的“军国主义论”者关于斯巴达的军国主义特征有两类概括，以观念史家雷森博格和美国古典史学家芬为代表，他们直接使用了militarism，②认为斯巴达就是“军国主义国家”。更多的作家则使用比喻的方法，如狄金森称，斯巴达人所住的真好像是扎营一样，事实上他们全城就是一个营盘。③弗格森指出，斯巴达“对公民从摇篮到坟墓的生活做了事无巨细的规定。它们是军事训练营地的规定，那里只传授战争的知识，如果已经宣战，则是一座军营”。④基托认为，斯巴达公民整体是一部“时刻待命、富有效率的战斗机器”；⑤胡克则称斯巴达是一座“如同军营般”（camp-like）的城市。⑥克鲁瓦称斯巴达是“由职业士兵组成的社会”。⑦芬利称它为“标准的军事社会”（the model military society）。⑧卡特利奇认为斯巴达的社会体制在公元前6世纪发生了巨大的改变，逐步变成一个军事社会。⑨默里认为斯巴达制度的功能是“创造一支重装步兵军队”，“他们日常生活的基础只能通过连续的军事警戒来获得和维持”。⑩霍德金森在反对斯巴达是军国主义国家的文章中则使用了“military society”这个概念，这个词语的准确含义应该是“军事化社会”。尽管这些描述都没有直接使用militarism，但它们都强调斯巴达社会的军事化色彩，可以统称为“军国主义论”。霍德金森在总结学术界关于斯巴达军事特征时同样使用了“militarism”一词。
    军国主义论认为，黑劳士的存在是斯巴达军国主义化的社会基础。克鲁瓦说：“斯巴达最关键的问题是它作为黑劳士，尤其是美塞尼亚黑劳士的主人这一独特而又危险的身份和地位。”“由于美塞尼亚人不肯俯首称臣，斯巴达不得不将自己组织成为由职业士兵组成的社会，这个社会与其他的军事社会不一样，不是对外征服——当然如果在这方面走得太远也会带来巨大的危险，而是首先用于维持内部的秩序与和谐，这样一个高度组织化的斯巴达群体就可以对大量黑劳士和庇里阿西人（perioeci，边区居民）实行无情的统治。”（11）弗雷斯特说：“尽管黑劳士所享有的自由和财富会削弱他们的反抗情绪，但他们的人数、血统、民族身份使他们成为斯巴达安全的现实威胁。”“所有斯巴达人有着共同的兴趣来维持一个区域组织以防御黑劳士”。（12）卡特利奇说：“从公元前550到前370年，黑劳士制度成为斯巴达领土扩张和政治称雄的社会基础”。为了维护对黑劳士和庇里阿西人的永久统治，斯巴达社会逐步变成一个军事社会。（13）基托则解释道：对美塞尼亚人的奴役使得斯巴达人比以往更像自己国家的少数人，并且还是惊恐不安的少数人；兴许是美塞尼亚人的反叛才使得斯巴达人采纳了莱库古的制度，这个制度的目标就是成为“战斗机器”。（14）
    从上述引文中，还可以引申出军国主义论的其他重要观点。一是军国主义开始于第二次美塞尼亚战争之后、古典时期之前。但具体的时间存在着分歧，克鲁瓦、弗雷斯特等人都认为第二次美塞尼亚战争结束不久斯巴达就成为军事化社会。一般认为第二次美塞尼亚战争结束于公元前620年，所以可以推测，他们认为斯巴达作为军事化社会开始于公元前7世纪末。芬认为斯巴达并不是第二次美塞尼亚战争一结束就建立起军国主义，而是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直到公元前546年基隆任监察官之时才演变而成；卡特利奇则认为斯巴达的军国主义始于克里奥墨涅斯一世去世之时。
    二是斯巴达军国主义特征的直接表现就是覆盖全体斯巴达人的军事化教育和职业的全面军人化。罗素称，斯巴达公民的唯一职业就是战争；（15）狄金森认为，斯巴达儿童从小接受严格而残酷的训练，在道德与体格方面均可以培养成为一个军事国家的有生力量，即使他们已经成年，这种训练也不松懈。（16）弗格森指出，监察官设置之后，推行新政，从7岁到60岁，占人口一半的男性的全部精力都被引向为战争做准备，男孩子和男人们年复一年地从事训练和狩猎，学习如何使用武器和进行战斗、跳舞和操练、集体进餐。（17）胡克则称“斯巴达军人藉以扬名和获得霸权的纪律在斯巴达这一如同军营般的城市中被反复灌输。从公餐团的设置到公民观察和评价训练中的年轻人，每一件事都在促成服从纪律、步调一致的习惯的养成。”胡克特别提到斯巴达的阿高盖制度（即教育制度）和库普提亚制度，他认为，斯巴达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军事目的，也确实达到了这一目的。（18）
    三是国家对社会的全面控制是军国主义的基础（实际上也包括上述教育制度）。军国主义论认为，为了维护斯巴达人对黑劳士的统治，斯巴达国家对社会生活实行全面控制，这突出表现为国家控制土地、财产，在公民群体内部实行平均分配，公民只能占有土地出产，却不能占有土地，公民个人占有的土地不能交换、流通。国家严格控制境内人口，公民必须把人生无条件地奉献给国家，绝对服从上级，“就像一群蜜蜂，孜孜不倦地使自己成为整个社会不可缺少的一部分”。（19）为了镇压黑劳士，斯巴达人组成了高度同质化的“平等人公社”，所有的公民都在国家学校接受严格的教育，在公共食堂集体用餐，公民在30岁之前不能过独立的家庭生活，必须在学校过集体生活。
    四是军队神奇化、文化沙漠化是军国主义的外在体现，也是军国主义政策的后果。作为军国主义国家支柱的斯巴达军队被神奇化为一支战无不胜、所向披靡、视死如归的传奇之师，温泉关战役的勇士成为斯巴达军队的化身。而文化沙漠化则是军国主义推行的结果，默里告诉我们，公元前6世纪中后期，斯巴达文化开始衰落，阿尔克曼之后，斯巴达再无知名诗人；大约公元前570年之后，外国物品的进口日渐减少，公元前525年之后，拉科尼亚的陶器完全消失；斯巴达的奥林匹克赛会冠军也越来越少，公元前576年之后的两百年中，斯巴达只获得了十余个冠军。导致这些状况的原因是至高无上的军事目的改变了斯巴达的教育，斯巴达不需要也培养不出艺术家。（20）芬则直接指出，公元前525年斯巴达的陶器业萎缩，拉科尼亚风格的陶器基本消失，主要原因就是斯巴达的军国主义化。（21）
    但是“军国主义论”近年来受到严重挑战。首先，黑劳士制度受到质疑。传统观点将黑劳士等同于美塞尼亚人，或者说美塞尼亚人构成了黑劳士的主体。但卢拉吉认为美塞尼亚人的集体身份是在公元前5世纪才开始形成的，此前黑劳士中并没有美塞尼亚人的意识，（22）黑劳士制度不是出于征服，这只是人们的一种想象。（23）其次，关于斯巴达教育制度的传统观点受到质疑，科奈尔认为斯巴达制度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原先作为职业军人培养典型环节的库普提亚制、偷窃食物、鞭打比赛实际是原始的成年礼，只是在古典时期，库普提亚制才具有了军事镇压的性质，鞭打比赛只是在罗马征服之后才发展成为类似于罗马角斗的具有血腥色彩的娱乐项目。（24）杜卡特指出，不能只从课堂教学看待古希腊教育，古希腊教育是一个开放的社会性工程，戏剧表演、宗教活动、日常生活等都体现教育，综合这些因素，斯巴达的教育与其他国家并没有本质的区别。（25）最后，霍德金森对斯巴达财产制度进行了深度解构，他主要研究了古典时期的斯巴达，指出斯巴达的财产制度实质上是私有制，土地不动产以及其他动产都归私人所有。（26）霍德金森还对斯巴达社会的同质化提出质疑，认为斯巴达人喜好体育、音乐，并不只是偏好战争。（27）
    2006年，霍德金森发表长文《古典时期的斯巴达是军事社会吗？》，对军国主义论提出质疑。（28）他认为斯巴达发动战争的原因与其他国家一样，也是为了防止亵渎神灵、保护盟邦免受不正义行为的伤害、保护希腊同胞的自由，斯巴达外交事务中的政治判断并没有为军事取向所压倒，斯巴达曾经多次避免战争，并非一味逞强恃勇。霍德金森特别对传统军国主义论基础的黑劳士制度提出新的见解，指出黑劳士并不足以成为斯巴达军事化的证据，因为其他某些希腊城邦也有类似于斯巴达黑劳士的阶层，但它们并没有成为军事化国家。他认为斯巴达公民并非终生只从事军事训练和战争，具有军事意义的体育训练主要是在青少年时期，成年之后的斯巴达公民还有同性恋伙伴，还参加政治清谈、签署经济合约、照看自家庄园。当然，斯巴达公民脱离了生产劳动，参加军事训练的时间长于其他城邦公民。斯巴达公民其实也不像军人那样保持绝对顺从，如公元前431年斯巴达公民拒绝了国王阿基达玛斯的主张，公元前419年阿吉斯回国后就受到公民的弹劾，公元前381年、前379年斯巴达士兵两次拒绝阿吉西劳斯的指挥。斯巴达军队也不是完全训练有素，普拉提亚战役、皮罗斯战役都显示出斯巴达军队的训练水平并没有明显超过其他城邦。
    传统观点认为斯巴达的体育、狩猎、库普提亚制等都是以军事为目的，其实不然，狩猎与军事训练不是一回事，以狩猎作为军事训练的手段说明斯巴达的军事训练并不专业化。所谓的军事舞蹈（Pyrrhiche）并不是起源于斯巴达而是起源于克里特，且盛行于雅典；斯巴达的体育训练也不仅仅为了军队，同时也具有培养品德的功能；（29）饮食控制只能导致营养不良，不利于培养军人；偷窃食物也不是战士所需要的食物获取方法；秘密警察没有标准的军事装备，只带短剑，昼伏夜出，这种方式培养不出强大的战士，它更可能是选官方式，如科奈尔所言，健身房不是西点军校；（30）公餐团充其量是兼有军事职能的政治组织，公餐团成员首先是公民，其成员包括超过军役年龄和未达军役年龄的人。霍德金森分析了所谓的军人道德，指出，关于斯巴达英雄女性的故事都是后古典时期的作家记录下来的，所谓的“或者带着盾牌或者躺在盾牌上回来”的言论不符合斯巴达的情形，因为斯巴达战士牺牲后都埋葬在战场上。对投降的处罚也因时因地而不同，如皮罗斯战役中投降的人先受到处罚，但后来因为担心内部暴动而赦免，对于留克特拉战役中的逃亡士兵也因为担心暴动而免于处罚。（31）
    尽管斯巴达宗教活动具有军事因素，但和平成分更甚。在宗教场所既有军事化的神像，也有非军事化的神像，人们在阿尔特弥斯神坛不仅发现了具有军事性质的小雕像，还发现了更多的非军事性质的小雕像。宗教节日的军事因素也非常有限，如吉姆诺佩第节（Gymnopaidiai）虽有竞赛性舞蹈，但各个游行队伍却是非武装的，而且还有军龄前的儿童和超过军龄的老人，宗教节日上的方阵也不是红场上的军团，而是游行队伍。人们除了崇拜阿波罗、穿盔甲的阿芙洛狄忒、赫拉克勒斯等具有军事意义的神之外，还崇拜德墨忒尔、（32）拉凯戴蒙·宙斯、乌那诺斯·宙斯（33）等。霍德金森最后指出，古典时期的斯巴达不是军事化社会，而是军事因素比较明显的国家。（34）
    总体分析上述两大观点可以发现，他们虽然主张不一样，却有着共同的理论前提，即都是从制度层面进行分析。传统的军国主义论主要是从教育制度、土地制度、政治制度、军事制度等角度证明其军国主义色彩。霍德金森也是从这个角度来解构军国主义论，侧重分析斯巴达各项制度中的非军事化成分。但是，他们都有着同样的缺陷，即都没有对军国主义、军事化社会、军国主义国家从理论上做出准确的区分，没有依据这一分析来研究斯巴达的历史。
    认识军国主义国家的核心是理解“军国主义”。“军国主义”一词在英文中是militarism，从字面意义上讲，就是将“军队”的思想和价值观、军队的需要、军队解决问题的方式（绝对服从、诉诸武力）置于主要之“义”的地位，成为指导社会生活的“义”。中国学者和日本学界将其翻译为“军国主义”。
    何谓“军国主义”，目前国内外学者的说法不一，综合各类定义，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认为军国主义是“一套特殊的价值体系”，“它歌颂军人的美德如忠诚、爱国、守纪、勇敢、强壮，忽视个体主义、人文主义、知识探索、艺术创作。军国主义者将战争和为战争做准备作为生存的首要条件，将军队的需要视作最主要的职责，同时认为为国家尽兵役是首要义务。”（35）第二类认为军国主义既是一种思想观念，又是一种政治制度。《中国大百科全书》指出：军国主义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核心主张是将国家军事化，以军事化的方式组织国家生活。军国主义既是一种思想观念，又是一种政治制度。现代军国主义与帝国主义相伴随。在帝国主义国家，国家本身的军事化成为国家的一个显著特征。国家在处理对外关系时主要诉诸军事手段。军国主义对内实行高压政策，对外实行侵略扩张”。（36）第三类认为军国主义不仅是一种思想观念、一种政治制度，还是一套政策体系，是“为了进行侵略，疯狂扩军备战，把国家完全置于军事控制之下的黩武思想、政策和制度”。（37）《法国拉鲁斯百科全书》认为军国主义的特点是“对内实行国民经济军事化，大量增加军费，向人民灌输侵略的思想，竭力扩充军备，加强对人民的控制和镇压，实行军事独裁，对外肆意奴役和掠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干涉别国内政，破坏别国主权，积极对外侵略扩张和进行颠覆活动”。（38）蒋立峰、汤重南二位先生指出，军国主义的核心是“穷兵黩武主义”、“武力至上主义”、“军事至上主义”。其基本特征是：军事至上，谋求霸权；（39）在政治生活中的表现为：对外发动侵略战争，实行侵略扩张政策；对内实行军事警察统治，残酷镇压人民和革命运动，无论战时、平时都崇尚武力，军人或军阀集团拥有特权，实行军事官僚专制制度，军事专制机构控制整个社会生活；经济上表现为：国民经济军事化，军事工业压倒民营工业畸形发展；在思想文化上，鼓吹穷兵黩武、战争万能、霸权主义、种族优越等反动思想，对国民实行军事训练和军国主义教育。（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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