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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是帝王官贵以财物田地布施于寺院的例子，而其它富有地主，也会以田土捐献于伽蓝[26]，当一家寺院的住持收到田地之后，应该设法使它生产，于是或嘱沙弥耕作[27] ，或命寺中男女奴下种[28] ，或将田地租给佃农而按率分取收获[29]，或雇佣工代耕[30]。由于僧尼既然免缴租税，而寺院田地亦享此豁免[31]，因此寺院可以独享其田地的收获，积榖既多，自然无需僧侣出外乞食（何况华人传统轻视乞儿，前已言之，寺院又何必开罪世俗而遣僧外出讨饭），于是寺院便建立僧厨，自行供膳。 关于僧厨的存在，为了节省篇幅，今仅举三条史料以见。续高僧传卷二一释慧光传略云： （儒生冯）衮在（慧）光门，低头敛气，常供厨隶。日营饭粥，奉僧既了，荡涤凝淀，温煮自资。夜宿灶前，取蒿一束，半以藉背，半以坐之，明相（曙光）纔动，粥便已熟，无问阴晴（页608中）。 上引是史有明文的最早寺厨，而慧光所属的大觉寺有厨，当在公元508─532之间。光公是律宗五祖[32]，而他未尝乞食并且属寺有厨。据高僧传，释道安（314─385）与释法显（卒于423以后）为沙弥时都曾替所属寺院耕田[33]，则寺厨的设立，甚或早在安、显二公披剃之前了。宋高僧传卷十九唐天台山封干师传附寒山、拾得传略云： 先是国清寺僧厨中有二苦行，曰寒山子，曰拾得（都是约710─712时人），多于僧厨执爨（页831中）。有拾得者，寺僧令知食堂，恒时收拾众僧残食菜滓，断巨竹为筒，投藏于内，若寒山子来，即负而去（页831下）。拾得者，厨内涤器，澄滤食滓（页832上）。 这是唐时的寺厨记载。今所以取寒山、拾得故事为例，因为寒山子如今已成为西方嬉癖士们崇拜的对象，取其为名人之故。 据释宗颐于北宋徽宗崇宁二年（1103）所撰的禅苑清规（卍字续藏经第111册）卷十三有「典座」之职，略云： 典座之职，主大众斋粥，须运道心，随时改变（即随时换口味），令大家受用安乐。亦不得枉费常住斋料，及检点厨中，不得乱有抛撒。造食之时，须亲自照管。如酱醋淹藏，收菜之类，并是典座专管。厨中灶釜什物，如故旧损坏，则逐施抽换添补。所食不得异众，二时食办，先望僧堂焚香，礼拜讫，然后发食（页446背页下）。 禅苑清规是现存最早一部根据唐代百丈怀海大师（720─814）的古清规[34]发展出来的完整「清规」，这说明了北宋末期，寺院已设有专门负责厨务的知事[35]了。据释德辉于元顺帝至元二年（1336）奉敕所修的敕修百丈清规（大正藏编号2025），其卷四两序章中的东序知事里面也有典座之职，职务与禅苑清规无别（页1132下）。据上所引，足见自北魏迄元末，中士寺院一直供膳。而此制度流行至今，也无需仕邦赘言了。 寺院既然成立了供膳制度，则饭餐的维持成了寺院行政一大课题，续高僧传卷八隋京师延兴寺释昙延传略云： 释昙延（516─588），（开皇）六年（586）亢旱，（昙）延虚怀，物我不滞，凡有资财，散给悲（济贫）敬（宗教福利），故四远飘寓，投造（延兴寺）偏多。一时粮粒将尽，寺主道睦告云：僧料可支两食。意欲散泉，（昙）延曰﹕当使都尽方散耳。明旦，（隋）文帝果送米二十车，大众由是安堵。或者谓延有先见之明，故停众待供。未几，帝又遣米五百石，于是年属饥荐，赖此僧侣无改（页489中）。 传称开皇六年时长安一带旱灾，投奔延兴寺就食的沙门众多，以至粮食将尽而计划要解散寺院，幸好昙延建议多候一天直到真个米尽纔散众，更幸好次日隋文帝送米来救济，于是「大众安堵」而「僧侣无改」。这故事说明了寺院成员对供膳制度是如何的依赖。 供膳制度的维持，除了靠着寺田的收入之外，更有善信入寺烧香礼拜时的金钱布施。然而金钱布施多寡要视乎善信们的出手高低，并非寺院的固定收入，而施主捐献的寺田往往是贫脊的下土[36]。更有进者，善信布施的田地往往会为施主子孙持势所夺回，高僧传卷七慧义传略云： （范泰以果、竹园六十亩施于祇洹寺之后），及（范）泰薨，泰第三子晏谓（慧）义昔承厥父之险，说求园地，追以为憾，遂夺而不与。（慧）义秉（范）泰遗疏，纷乱纭纭，彰于视听。（慧）义乃移止乌衣（页368下）。 [1] 参华冈佛学学报第七期页226─230，台北，民七十三年。 [2] 关于指示比丘，比丘尼行乞为生的戒规，可参四分律页659下，660下、789、932下─ 933下和100上。 [3] 参 Leon Hurvitz 教授撰 Render unto Ceasarin Early Chinese Buddhism Hui-Yüan's Treaties on Exemption of Buddhist Clergy from Requiment of Civil Etiquette 一文页80，刊于 Sino-Indian Studies, Liebenthal Festchrift , vol5 part 3 and 4 Santiniketan 1975. [4] 阮元编校的十三经（注疏本，艺文民四十五年出版，以下引用十三经皆用同一版本。 [5] 艺文影印武英殿刊本，以下引用二十五史均用同一版本。 [6] 例如古今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所收的「金玉奴棒打薄情郎」故事便是很好的一个例子，故事大意说穷书生莫嵇娶了退休团头（乞丐首领）的女儿金玉奴之后，凭着岳家的钱读书和展开社交，终而取得功名为官，但他得志之后，却嫌妻子出身乞者家庭，竟在赴任途中将金玉奴推坠水中意图杀妻另娶！虽然这故事终以喜剧收场（古今小说下册页406─414），但也反映了人们对叫化子的观感。因为金家以图头致富，虽有钱仍不脱乞丐身份之故。 [7] 参注2。 [8] 四分律指示比丘不得蓄耕具（页954下），即暗示不得从事耕作。 [9] 像慧普一般躬自耕作谋食的僧侣，更有数人见于僧史，由于这种自食其力的心态值得另外为文讨论，而且非本文所能尽，故于此从略。 [10] 参前注。 [11] 参康僧会（卒于208）译六度集经（大正藏编号152）页11下─12上、页14与页16中。又参僧伽提婆（Sānghadeva，约396─398时人）译增一阿含经（大正藏编号125）页565上中。上述两经都是影响甚深的早期译出佛典。 [12] 文惠帝即南齐武帝的文惠太子，其子郁林王（493年7月至494年10月在位）即位为帝后，追尊为文皇帝，庙号世宗，见南齐书卷四郁林王本纪（页41下），及同书卷二一文惠太子传（页198下）。 [13] 参李剑农先生魏晋南北朝隋唐经济史稿（中华书局1963年版）页75─79。 [14] 宋高僧传除了每篇（如译经篇、明律篇等）之后附以论述而外，在每人传末，撰人释赞宁（919─1001）也往往加以论述，而「系曰」二字，则标示宁公对本传的意见，参陈垣先生（1880─1971）中国佛教史籍概论（中华书局1962年版）页39。 [15] 参（注1）引拙文页226─227。 [16] 那连提黎耶舍与阇提斯那都来自天竺，他们之所为跟四分、十诵两律在华译出无关，而是笃守印度佛教的传统。 [17] 参（注1）。 [18] 参前注引拙文述竺法护与支遁两僧之事。 [19] 参（注1）引拙文页229。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