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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里斯托尔商人、著名的重商主义者约翰·卡利对当时的技术进步和高工资的关系已经有比较深刻的观察：“制糖商每磅糖卖6便士，20年前的收益是每磅12便士；蒸馏酒商出售烈酒只卖到从前价格的1/3；玻璃瓶、丝袜和不胜枚举的其他制造品的售价只有几年前的一半，但没有降低穷苦劳动力的工资。”这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卡利的答案是：“这源于制造商的独创和他对工作方法的改进。制糖商一个月之内完成的操作，祖辈需要四个月来完成；蒸馏酒商比以前教他们这门手艺的人……在更短的时间制作出更多的烈酒；玻璃制造商找到了更快的制造玻璃方法，成本很小甚至没有；织丝袜用机械代替了手工；烟草由动力机械代替小刀来切割；书籍由印刷代替了手写，松木板由轧板机代替人工锯开，由鼓风炉代替了手拉风箱的吹风。所有这些节省了许多劳动力，所以这些受雇者的工资不需要减少。”（49）更为重要的是，“钟表匠已经把技艺发展得如此精湛，劳动力和材料只占购买者支出的最小部分。我们的各种毛织品如此精致、时尚；使得一件织品在国内外出售都值两倍成本的价格”（50）。正是由于技术先进，产品附加值高，使得英国能够保持较高的劳动工资。实际上，当时国内外的有识之士就经常把英国劳动力的高价归因于机械工序的广泛运用。（51） 随着成本-价格挤压效应开始产生作用，即使是依赖大量廉价劳动力供应的传统纺织行业也开始关注制造工艺。英国到处都有不引人注意的进步，比如在1680年左右，一位威尔特郡的呢绒商说：在过去40年里纺线技术进步如此之大，一磅羊毛能比内战之前织成两倍的呢绒。其中一些革新更加彻底，像捻丝机从海外引进，荷兰的带织机相当大地增加了缎带、线带和此类产品的生产率，到1750年，曼彻斯特城有1500架这样的带织机，并进行了水力驱动试验。被证明是工业革命最重要的技术革新之一的动力纺纱机，这一时期在中部和西北部已经出现。在1673年和1723年，有两项专利授予设计提高纺织纱线产量的设备。在1738年授予刘易斯·保罗的专利中，包括了后来运用于里查德·阿克莱特著名的棉纺机中的技术。著名的“飞梭”在1733年由约翰·凯伊申请专利。新纺织机械虽然可能传播得很慢，但是由于工资上升，使得采用机械已经成为迫不得已的办法。1760年，一位法国制造业检查员在对英国一个如此勤劳的民族纺毛的时候为什么偏爱大纺轮而不是小纺轮而迷惑不解，他发现答案在经济原因之中：“他们的羊毛比我们的更便宜，但纺织过程很贵，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竭力使用机械来降低手工的价格，如果可以的话，可以干双倍的工作。”（52） 城市无疑是技术革新的中心和高质量产品的生产中心。约翰·鲁尔指出：“总体而言，城市的工匠制造的产品质量更高，设菲尔德市生产的餐具就比周边乡村生产的更好。伍尔弗汉普顿和威伦霍尔集中生产锁具，而黑区（Black Country）的村民生产的是铁链和钉子。考文垂的丝带式样在沃里克郡编织的丝带之上。在专业生产花边之前，诺丁汉的织袜工与东米德兰乡村编织工相比，是为更‘高端市场’生产长筒袜。”（53）但是，如果因此就认为在乡村地区没有技术进步，那是绝对不正确的。乡村手工业也有相当程度的专业化，这就使得乡村制造业的生产率实现持续增长成为可能。“许多农村制造业工人通过专业的应用变得技巧娴熟，并且传承到下一代，他们特制的产品获得了良好的声誉。”（54） 近代以来，任何国家引进新机器或改良机器，由于会导致工人失业，一般都会引起工人的抗争。但根据杜普莱西斯的研究，英国在1717-1760年的137次罢工中，没有提到新机器问题；而在1761-1780年的罢工中，就有7%（113次中有8次）涉及新机器，1781-1800年提高到10%（153次中占了15次）。（55）实际上，如上所述，18世纪上半期并不是没有引进或改良机器，但是由于劳动力短缺，工作机会多，用机器代替人工并没有引起失业问题。而到了18世纪下半期，由于人口快速增长，需要就业的人口增多，机器自然成了工人们憎恨的对象。 除了机械的发明和创造，英国当时发生的工艺和产品革新的意义也极为显著。（56）它们提升了产品质量，拓展了产品种类，扩大了就业范围，改变了过去由单一呢绒构成的出口商品结构，开拓了市场空间。这一变革进程从十六七世纪就已经开始，到18世纪形成了厚积薄发的态势。琼·瑟斯克指出，在十六七世纪之初，英国许多商品都是从国外进口，但在企划家的引进和推动下，一系列新工业如织袜业、制扣业、制针业等逐步创立、壮大，为新工业提供原料的新农业种植业也发展了起来。（57）约翰·斯蒂尔斯认为，从1550年到1750年的两个世纪间，英国物质文化史上见证了无比非凡和前所未有的革新。（58）一位瑞士印染工在1766年就注意到：“每个人都知道，这个民族的工业和克服任何障碍的不屈不挠的耐心是超乎想象的，他们不敢夸口许多发明是他们的，但敢夸口的是他们完善了别人的发明。因此就有一句谚语：一件完美的东西一定是法国发明、英国造出的。”（59）到了17世纪90年代，英国人已经把绝大多数外国竞争商品挤出了国内市场。（60） 最后，从英国重商主义思想的演进来看，从17世纪90年代开始经历了一次革命性的转变过程，在市场机制、专业化分工、国际贸易等理论方面已经趋向完善，达到或接近于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水平。（61）随着对人口、价格、收入、技术、消费、出口等市场经济要素之间相互关系认识的深入，重商主义工资理论必须对经济发展面临的现实问题做出合理的解释，这是重商主义工资理论从主张低工资向高工资理论转变的学理缘由和内在逻辑。最终，重商主义高工资理论综合并升华了原有工资理论的合理成分，提出了经济发展的“外国支付收入”理论，认为出口高附加值的产品意味着外国将为出口国家支付工资和利润。这样的产品出口越多，英国从外国获得的收入就越多。通过成为世界制造商，英国能够雇用成千上万的工人通过出口获得大量资本，并提高工人的工资。（62）重商主义工资理论最终形成了自己的成熟形态。 注释： ①E. F.赫克歇尔：《重商主义》（E. F. Heckscher, Mercantilism）2卷，纽约1983年版，第165页。 ②E. S.弗尼斯：《民族主义体系中的劳工地位》（E. S. Furniss, The Position of the Laborer in a System of Nationalism），波士顿和纽约1920年版；D.C.科尔曼：《17世纪英国经济中的劳动力》（D. C. Coleman, "Labour in the English Economy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经济史评论》（Economic History Review）8卷，1956年，第281页。 ③A. W.考茨：《18世纪中期对劳动力态度的变化》（A. W. Coats, "Changing Attitudes to Labour in the Mid-Eighteenth Century"），《经济史评论》第11卷，1958年，第35页。 ④R C.威尔斯：《英国重商主义晚期的工资理论》（R. C. Wiles, "The Theory of Wages in Later English Mercantilism"），《经济史评论》第21卷，1968年，第114页。 ⑤E. A.里格利、R. S.斯科菲尔德：《1541-1871年英国人口史》（E. A. Wrigley and R. S. Schofield, The Population History of England 1541-1871），剑桥1989年版，第528-529页。 ⑥关于这一时期英国人口为什么增长比较缓慢，笔者以后会以专文讨论，这里不再赘述。 ⑦查尔斯·威尔逊、杰弗里·帕克主编：《1500-1800年欧洲经济史资料绪论》（Charles Wilson and Geoffrey Parker, ed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ources of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 1500-1800）1卷，伦敦1977年版，第121、122页。 ⑧H. T.迪金森：《18世纪英国指南》（H. T. Dickinson, A Companion to Eighteenth-Century Britain），牛津2002年版，第129页。 ⑨朱利安·霍皮特：《自由的土地？1689-1727年间的英国》（Julian Hoppit, A Land of Liberty? England, 1689-1727），牛津2002年版，第324页。 ⑩杰里米·布莱克：《1688-1783年的18世纪英国》（Jeremy Black, Eighteenth-Century Britain, 1688-1783），纽约2001年版，第49、51页。 （11）查尔斯·威尔逊、杰弗里·帕克主编：《1500-1800年欧洲经济史资料绪论》第1卷，第123、127页。 （12）杰里米·布莱克：《1688-1783年的18世纪英国》，第69页。 （13）琼·瑟斯克、J.P.库珀主编：《17世纪经济文献》（Joan Thirsk and J. P. Cooper, eds., Seventeenth-Century Economic Documents），牛津1972年版，第780-781页。 （14）彼得·马赛厄斯：《英国的转型》（Peter Mathias, The Transformation of England），伦敦和纽约2006年版，第186-187页。 （15）约翰·鲁尔：《关键的世纪：1714-1785年英国发展中的经济》（John Rule, The Vital Century: England's Developing Economy, 1714-1815），伦敦和纽约1992年版，第93页。 （16）D.C.科尔曼：《17世纪英国经济中的劳动力》，第284页。 （17）D.C.科尔曼：《17世纪英国经济中的劳动力》，第284-285页；剑桥人口和社会结构史组对这一时期人口预期平均寿命的估算也是35岁左右。参见E.A.里格利、R. S.斯科菲尔德：《1541-1871年英国人口史》，第530页。 （18）E.A.里格利、R.S.斯科菲尔德：《1541-1871年英国人口史》，第528页。 （19）《解释提交议会考虑的几个建议中的英国要事》（The Grand Concern of England Explained in Several Proposals Offered to the Consideration of Parliament），伦敦1673年版，第13页。 （20）丹尼尔·迪福：《救济不是慈善》（Daniel Defoe, Giving Alms no Charity），伦敦1704年版，第9页。 （21）乔舒亚·吉：《论大不列颠贸易和航海》（Joshua Gee, "The Trade and Navigation of Great-Britain Considered"），拉尔斯·马格努松主编：《重商主义》（Lars Magnusson, Mercantilism）第4卷，伦敦和纽约1995年版，第50-52页。 （22）J. O.阿普尔比：《17世纪英国经济思想和意识形态》（J. O. Appleby, Economic Thought and Ideology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普林斯顿1980年版，第148页。 （23）J. O.阿普尔比：《17世纪英国经济思想和意识形态》，第147页。 （24）威廉·佩蒂特：《虚弱的英国》（William Petyt, Britannia Languens），伦敦1689年版，第46页。 （25）丹尼尔·迪福：《救济不是慈善》，第10页。 （26）托马斯·安德鲁：《论英国穷人增加和苦难的原因》（Thomas Andrew, An Enquiry into the Causes of the Encrease and Miseries of the Poor of England），伦敦1738年版，第18-19页。 （27）R. C.威尔斯：《英国重商主义晚期的工资理论》，第118-121页。 （28）D.C.科尔曼：《重商主义再探》（D. C. Coleman, "Mercantilism Revisited"），《历史杂志》（The Historical Journal）第23卷，1980年，第776页。 （29）E. A.里格利、R. S.斯科菲尔德：《1541-1871年英国人口史》，第414、418页。 （30）资料来源：D.C.科尔曼：《1450-1750年英国经济》（D. C. Coleman, The Economy of England, 1450-1750），伦敦1977年版，第102页。 （31）伊丽莎白·W.吉尔博伊：《18世纪英国的生活成本和实际工资》（Elizabeth W. Gilboy, "The Cost of Living and Real Wages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经济学和统计学评论》（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第18卷，1936年，第137页。 （32）D.C.科尔曼：《1450-1750年英国经济》，第99-103页。 （33）威廉·卡特：《古老贸易的衰败》（William Carter, The Ancient Trades Decayed），伦敦1678年版，第8页。 （34）托马斯·曼利：《审视百分之六的高利贷》（Thomas Manley, Usury at six per cent. Examined），伦敦1669年版，第 24页。 （35）J. O.阿普尔比：《17世纪英国经济思想和意识形态》，第146页。 （36）达德利·诺思：《论东印度贸易》（Dudley North, Considerations upon the East India Trade），伦敦1701年版，第67页。 （37）丹尼尔·迪福：《英国商业计划》（Daniel Defoe, A Plan of the English Commerce），伦敦1728年版，第60页。 （38）丹尼尔·迪福：《恢复市场或挽救贸易》（Daniel Defoe, "Mercato: Or, Commerce Retrieved"），R. C.威尔斯：《英国重商主义晚期的工资理论》，《经济史评论》第21卷，1968年，第114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