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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全球化形势下的我国宗教工作和宗教研究在全球化形势下，我国的宗教工作和宗教研究必须要有“全球”眼光，从国际化社会、世界化信息这一实际来有效展开，而不能囿于宗教乃“国内问题”、“国内工作”的传统思路。我国宗教具有的“长期性、复杂性、群众性、民族性、国际性”，以及“文化性”等特点在当代更加突出。因此，对宗教深入研究，做好宗教工作，既关系到我国改革开放、稳定发展的大局，也与世界和平、人类进步有直接关联。 （一） 认清宗教存在及其发展变化的长期性，宗教工作和研究应与时俱进 江泽民同志曾强调指出：“宗教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具有漫长的历史，在社会主义社会也将长期存在。宗教走向最终消亡也必然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可能比阶级和国家的消亡还要久远”。对宗教长期性的认识乃是对宗教发展规律性的认识。既然宗教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仍将长期存在，那么我们就应基于维护社会主义祖国安定团结、长治久安的现实眼光来看待、研究和处理好宗教在中国的真实存在及发展变化。我国老一辈宗教人士在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已逐渐形成适应社会主义社会、与我党和政府积极合作的态势，而新一代宗教人士则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历史时期中诞生、成长的。因此，我国现阶段的宗教存在已与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前的宗教有着本质不同的社会基础。如果我们的宗教工作和研究仍局限于过去的思想认识框架，仅从负面、消极的意义上来看宗教，以宗教的逐渐减弱和势必消亡作为考虑现阶段问题的基点，则会出现偏差和失误。实际上，我国宗教并未随着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而根本减弱，相反还在继续延续，并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扩大而明显发展。这种现象已不可能用“历史的惯性”或“历史的遗留”来解释，而有着更深刻的社会原因。我国现阶段的宗教是我国社会改革、发展过程中的宗教，这说明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具有宗教存在的基础，仍显示出宗教发展的客观必然性。 根据这一具体国情和时代特点，我们必须发展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即客观、有效地将之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宗教方面的实际相结合，真正“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随着宗教在我国的不断发展变化，我们的宗教工作和研究也应该与时俱进、与时俱新。结合现阶段我国宗教存在的实际，我们有必要系统而深入地思考并建构在我国开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全球化发展的国际环境下我们关于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也就是说，我们应该纠正和调整以前单从意识形态角度和“旧社会残留”之认知来看待宗教的理论观点，从基本理论层面上给我国宗教以准确的再定位。这种“定位”不仅要从思想信仰的层面上来评价、判断宗教命题及相关知识的真伪，也应从社会功能的层面上来分析、研究宗教对于现代社会的意义和作用。而且，这种“定位”旨在努力调动宗教为适应相关社会形态而在历史上形成的所有正面功能和积极影响，尽量避免其可能的负面功能和消极影响，以便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在当代中国社会中维护稳定、造福社会、安抚人心、补益德治、增强诚信、有益教化的积极作用。 （二） 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社会主义与宗教”是我们宗教工作和宗教研究的一个重要主题，处理好宗教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乃意义重大、影响深远。我国宗教将长期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并会对我国众多社会群体和广大人民群众产生影响。不可否认，由于观念和认知上的局限，我国宗教在一定程度上被置于当代社会的边缘，甚至成为与社会主流隔离的一块“飞地”。这种现实处境及其强烈反差使宗教与中国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关系仍不够协调、尚未达适应；由此引起的相关问题越来越从宏观整体上、从大局上成为我们的担忧之点、心病所在，为此而付出的经济与社会成本及代价也明显升高。所以，我们必须沿着“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这一重要思路，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在创新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宗教理论和方针政策上获得新的突破。只有锐意创新，积极进取，才可能变被动为主动、化消极为积极，避免使宗教问题演变为影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影响中华民族振兴的国际国内焦点问题。 “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主要是考虑如何发挥宗教的正面社会功能和价值意义，号召我国宗教界人士努力挖掘、弘扬各宗教中的积极因素，为社会稳定、民族团结、祖国统一、经济发展多做贡献。在这种“积极引导”中，我们应坚持求同存异、增进沟通和理解、葆有对话开放的鲜活之态。面对多极世界和多元文化，作为开放社会一员的中国已不可能强求“价值一律”，而应力争在多元并存的社会思想文化氛围中唱好主旋律、引领新潮流，避免“独唱”变“绝唱”。因此，这种“积极引导”必须“鼓励支持一切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思想道德，一切有利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进步的思想道德，一切有利于追求真善美、抵制假恶丑、弘扬正气的思想道德，一切有利于履行公民权利与义务、用诚实劳动争取美好生活的思想道德”。④根据这种正面“引导”，我们应该认识到宗教乃包含有“弘扬祖国传统文化精华”和“吸引外国优秀文明成果”这两个方面的重要内容，从而重新审视宗教文化的价值和意义，看到其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在联系，以便能够客观地、正确地把宗教文化的精华作为我国当前社会主义文化和精神文明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来看待。 （三） 建立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 应该承认，处理好宗教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仅靠“正面引导”还远远不够。敌对势力在“全球化”的复杂环境下利用宗教问题来对我国加以“分化”、“西化”和意识形态“对立化”乃不争的事实。因此，认真防范、避免和消解宗教问题可能带来的不利因素及负面影响，也是我国当前宗教工作和宗教研究的重要任务。不过，在我国加入WTO、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继续扩大对外开放的总体态势下，我们必须认真考虑，仅靠“防范”、“堵挡”、“禁止”的方法来对付“分化”、“西化”和“渗透”能否长期保持其可行性和效能？应该看到，在“全球化”进程中，源自西方社会传统的经济体系、法律规则、国家制度、政治理念、哲学思想等正被作为一种“强势”文化因素而以“强制性”的方式在世界各地推行。这种态势对我国社会结构、思想观念的冲击也是巨大的，仅以“堵截”的方法来应对则会失效，也会吃亏。“因势利导，化险为夷，掌握主动，夺取胜利”，这才是正确选择。处理宗教问题，也必须结合这一大气候、大背景来考虑，因为宗教固有的“普世性”、“宣道性”乃由此而获得机会，其辐射性和渗透力也随之接踵而至。所以，警惕、防范加引导、疏导就显得重要和必要。既然我国宗教问题已经不再纯属“国内宗教工作”范围，那么，扩大宗教工作及研究的视域，建立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乃当务之急，应尽早提到我们的议事日程上来。 在思想层面，建立这种统一战线使我们可与各种宗教展开全方位、毫无保留的对话，达到对宗教信仰自由的广泛共识和在宗教人权问题上的共同点，揭露敌对势力和反华势力在思想、话语“霸权”后掩藏的政治图谋。这在国际上可广交朋友、甚至能化敌为友，赢得世界宗教界绝大多数人士对我们改革开放、社会建设事业的认同、理解和支持，获得一个宽松、有利的外部环境。在国内则可增强广大信教群众对祖国的认同感、归属感、责任感，增加其公民意识和社会向心力。其疏导和沟通可以帮助我们解决认知人类精神世界上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如“什么是人的信仰和宗教”、“经济人与灵性人、人的经济性与精神性是什么关系”、“信仰的分歧在什么情况下会破坏人民群众之间政治经济根本目标的一致”等，从而分清真信、忠信、诚信与假信、伪信、盲信之别，使宗教知识及其神学理论获得有利于社会的良性发展。 在社会层面，建立这种统一战线可以让我们团结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宗教信徒代表着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宗教机构有着广泛而深远的社会影响。虽然宗教不再作为一个独立阶层存在于现代社会，但其作为社会“中间机构”或“中介组织”却仍对当今社会起着建构或支撑作用。通过这一统一战线，我们可以促进宗教社会正面功能的发挥，防止其社会负面功能的出现，为社会稳定起到预警和巩固作用。 在法制层面，建立这种统一战线可以维护我国法律的尊严并形成全球范围的“普法”。于此，公民宗教信仰自由受宪法保护，享受宗教权利和义务，有其宗教活动空间及其法律规范，宗教人士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相关方针政策，其宗教活动应维护国家主权、服从并服务于国家最高利益和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境外宗教团体和个人须遵守我国相关法律和法规，尊重我国宗教独立自主、自治自办的原则，不干预我国宗教事务。利用这种统一战线的影响，我国可以加快宗教法制建设，在宗教自由、人权问题上进行国际合作，达到广泛共识和相互理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