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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裤腿也只能卷到膝盖之上少许，再卷也难。大腿若陷在淤泥中，人是无法行走的，别说干活，还很危险。或曰，洪水来了哪管你淹到大腿、小腿？没错。但洪水能冲走巨石，却冲不掉腿毛，阻力小嘛。如果大禹成天大腿陷在淤泥里，也治不了水。 上古人更懂这个道理。《易·夬》：“臀无肤，其行次且（趑趄）。”这里的“肤”指肌肉，趑趄就是行走困难。这个“行”，已不是现代人逛街、散步的概念。毛泽东时代，生产队派工，妇女抢着找腿肉鼓鼓的男性做搭档，这样的男劳力拉犁，扶犁的就轻松了；背后窃议其屁股都是四棱的。不用教，也苏醒了生活中的审美意识。--道理是一样的。 因此，成玄英将“股无胈”、“腓无胈”分疏为大腿没有白肉、小腿肚子没有肉；除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实例），望文生训，在事理也上不能成立。 我注意到，现在的中学、高校古文教材也深为成疏引起的歧义困扰，搅成一团浆糊。成疏中压在庄子身上的千年“小山”能否搬掉？祈盼天下大方之家有以教我。 或曰，三位的解释各异，似并不“害义”。吾曰，非也；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此处或无义理之显碍，实乃侥幸。不识古人修辞文法，又以阐述传统思想学术为业者，必生大谬。--仅举一例。 写此文，又看了易中天的相关视频与文字，重睹其探幽发微、亦庄亦谐的风采，口才是一流的。如照录讲坛口语，有失厚道，请看其后来的书面语： 【何况杨朱不但说过‘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还说过‘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而且这两句话是连在一起的，全文是‘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牺牲个人来满足社会（损一毫利天下），不对；牺牲社会来满足个人（悉天下奉一身），也不对。社会和个人是对等的，谁也不能损害谁。只有个人和社会都不受损，都不牺牲，才是‘天下大治’。这就是杨朱思想的完整表达。这样的思想，怎么能叫‘极端自私’？ 更何况当时的情况，不但是要求小民们牺牲个人（损一毫），而且牺牲个人的结果，竟不过是牺牲整个社会（悉天下）来满足另一些个人（奉一身），这才叫‘极端自私’！问题是，这种极端自私的行为，却又是打着‘大公无私’（利天下）的旗号来进行的。因此，为了矫枉，只好过正，即为了否定‘悉天下奉一身’，只好连‘损一毫利天下’也一并否定。也就是说，你想‘损人利己’吗？对不起，我‘一毛不拔’！ 看来，杨朱的思想是被曲解了，杨朱本人也被妖魔化了。这也并不奇怪。思想的传播有一个规律，就是‘简单化’。因为只有简单化，也就是说，只有把深刻的思想变成通晓明白、简单明了、一听就懂、琅琅上口的短语和口号，才能得到最广泛的传播。这可是有风险的。由于语言的多义性和理解的多样性，这些简单的说法很容易被曲解。如果这种‘简单化’的工作还是由论敌、对手或者不怀好意的人来做，就很有可能被‘妖魔化’，比如共产主义就曾经被妖魔化为‘共产共妻’。杨朱思想的命运，也大约如此。‘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的观点，如果被删去后半句，就已是片面，已是歪曲；如果再被简单化为‘一毛不拔’，那么，想不被妖魔化，都不可能。明白了这一点，我们才能理解孟孙阳的那句话：你们是不懂先生的良苦用心啊（子不达夫子之心）！】（14） 引这么长的原文，乃避免简单化，也不能妖魔化。看来，易老师因急于发挥和宣泄，恐怕不是“达夫子之心”的问题，恕我孤陋直言，以中文系的博导，实有古文还没过关之嫌。 《列子》是伪托之作，中古至近代有几十条论证，为学界公论。但《汉书·艺文志》已载有“列子”八篇。后来的《列子》掺进了魏晋人的许多观念，而思想是真的，也确实与杨朱有连续性；实乃相似的时代中，人性之共鸣。一如鲁迅之共鸣于魏晋。杨朱的核心思想在《孟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先秦典籍中都有反映，无疑是古人留下的宝贵遗产。 句式上，“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是典型的“对文”。上句每个语义单位，都与下句相反；形成最大的思想张力。“损”对“悉”；减少一根细毛，言失之微也，尽有天下万物，言得之巨也（“损一毫”对“悉天下”）。“利天下”对“奉一身”，前者极言利他之小，后者极言尊我之大。“不与”对“不取”，就不用说了。 义理上，这是一种价值理性的经典表述。杨朱极言不以“一毫利天下”，就因为“利天下”的标准和过程，全被统治者代表了（古人没有标点符号，全靠词语关系表达）。谁会说不是为了“利天下”？ 而害天下的结果比比皆是。他是看透了，骨子里有着对人性能全善全能的根本不信（这种觉醒，各民族的历史上都有，只有基督教文明演化出了民主制度）。“一毫”代表我的主权边界，今谓之人权。自主权利都不能确立，怎么能确定“利天下”的标准？这是盈城盈野的生命换来的人性彻悟！杨朱的思想当时之所以“盈天下”，就在于道出了普遍的心声，而拥护者，自会产生同声相应互助的温暖，否则，杨朱也不会发出“则天下治矣”的逻辑展望。用今天的话，是从否定的角度，提出了社会统治合法性的大问题。仿佛是个“大拒绝阵线”。这种思想和西人几百年前“无代表，不纳税”是相通的。与今天国人多不愿捐款给慈善机构，却愿在自发亲为的善行中体会人性由衷的欣慰，也是相通的。西方中世纪的新教运动，就是要把对上帝的阐述权从教会手中讨回来。不承认教会能垄断上帝的声音，赎罪、进天堂靠自己以现世行为来做选民，买教会的“赎罪券”消不了罪业，更助长了颁售者的腐败。这样，是非、善恶的标准就由外在的权威，转向了内心的理性。--都有个人价值理性觉醒的共通之处。 有史以来，凡人性大彻大悟的东西，都不是工具理性。我注意到，易中天在讲述中，对孔子这么伟大的思想家，在他那个时代却到处碰壁。表现出由衷的困惑。--哎，这就对上了。 易中天将“损、悉”皆释为“牺牲”（且不论“牺牲”一词古今之异）；则“一身”必释为他人；“不取”只能释为（观念上）不可取。在古文言训诂上有佐证吗？“为了矫枉，只好过正，也就是说，你想‘损人利己’吗？对不起，我‘一毛不拔’！”这是典型的易氏语言，成了欲擒故纵的谋略。矫枉过正，乃经典的工具理性逻辑，其边界是利害权衡。无论统治者、老百姓都一样。对此，鲁迅有过黑屋子里开窗与拆屋顶的著名妙喻。--此为易老师的内心投射，还是杨朱的思想？易老师是否由“声训”的知识，从“悉”联想到“牺”、“牺牲”，再从理路上自圆其说详加发挥？望文“猜”义想当然？而义理上，真是把杨朱说成自己理解的浅人了。至于儒家是否如易老师说是个“大忽悠”，杨朱怎么就“人间蒸发”了。限于题目，不作深论。 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区别，前者缘于人性的本然；后者是对本然人性中短视倾向的否定，是拒绝和坚守上超越眼前利益的理性自觉，故谓之文明，谓之价值观。 关键在“不取”两字。它是一种反人性本然的文明自觉。 曹慕樊先生，号迟庵（1912～1993）认为“吉祥止止”（《人间世》）。“唯止能止众止”（《德充符》）。按唯止的止，指心王。众止的止，当指七识（借佛家名相）。止就不能游，为什么又强调“止”呢？按止是止“外驰”，外驰既息，即是“无事”，“无事而生定”（《大宗师》）。然后能不系如虚舟，无心如飘瓦，是乃能游。（《乐山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4期） “唯止”，当然是内心的绝对命令（康德）；中国传统谓之“心王”。就是一种反人性本然的文明自觉。同样，“不取”也是价值理性的绝然认定，即“心王”所定。天下的利益放在面前，因其不义、因其无明，眼珠不为所转。指望杨朱一边愤愤，一边流口水，也来个“和尚摸得，我摸不得？”--谢谢了吧。 中西求知、践行的原型都是相通的，源于人性。后来的路径、习性不一，环境遭遇的交互作用使然。--“性相近，习相远。” 一种文明、价值观的确立，必有所不取，有所不与；有所大取，有所大与。二者息息相联，缺一必伪。故世代有自愿吃草挤奶的老牛、艰难负轭的老马，正缘于心怀大取，故有绝然的大与。文天祥忠于皇帝吗？为什么皇帝都来劝他投降，他毅然拒绝呢？鲁迅那么反孔，何以又极为推崇“中国的脊梁”？这些中国人的义理，居庙堂之高，处江湖之远，生生不息。盛赞世界文明中，仅中华文明一脉至今的易中天，其慧心被什么遮蔽了呢？ 人类的文明，自古及今，皆由价值理性的感染力而传播光亮。文明，就是把看到的光亮印刻在心里，践行为人生、社会的准则。貌似的文明，史谓之昏暗，今谓之“浆糊”。故有千奇百怪之让人瞠目结舌；丧尽天良之令人触目惊心；却都涂着一层堂皇的“浆糊”。层层叠叠的“套话”，就是叠叠层层的“浆糊”。 学术萝卜固然好，某些时候受用赛人参，此，时也。但空心也不行，此，质也。萝卜空心要做大，其熏心乎？这种自喻，用来对内规避学术的严谨，挂靠传媒；对外依托学问的高贵，启蒙大众。--太聪明。（15）中国传统称小孩聪明，是赞许；道青年人聪明，是能力的肯定，若言耳顺之年者聪明，该怎么理解？教育学上“一杯水”与“一桶水”的原理，“浅出”后于“深入”亦难于“深入”的规律，不是顶个萝卜筐能回避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