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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燕在《金传》中还提到了圣叹与王斫山之间的一件事： 平生与王斫山交最善，斫山固侠者流，一日以三千金与先生曰：“君以此权（养）子母，母后仍归我，予则为君助灯火可乎？”先生应诺。甫越月，已挥霍殆尽，乃语斫山曰：“此物在君家，适增守财奴名，吾已为君遣之矣。”斫山一笑置之。 廖燕举这件事要印证金圣叹和王斫山共有的“倜傥高奇”，不拘小节，从这件事见出的是一种正面的人格特征。而归庄《诛邪鬼》却对此事别有渲染，使之成为金圣叹诸多邪淫行为之一：“有富人素与交好，乙酉之乱，以三千金托之，相与密谋藏之，其人既去，则尽发而用之，事定来索，佯为疑怪，略无惭色。”[20]归庄和廖燕都写到此事，表明斫山和圣叹之间的馈赠关系确实存在。而同一件事从不同角度、采用不同的写法，会产生不同的褒贬效果：归庄为了渲染金圣叹之淫邪，他故意略去“富人”情性与名姓，只说他们之间是一般朋友，那么这件事就成了对别人钱财的蓄意侵吞。而廖燕特意指出，这个给予三千金馈赠的朋友就是早年挚友王斫山，并强调“斫山固侠者流”，是可以与朋友分享钱财的豪侠之士。斫山在金批《西厢》的评语中被多次提及，著名的三十三“不亦乐乎”事，就是斫山与圣叹早年在雨夜寂寥中说笑逗趣的纪录[21]。因为斫山“侠者”身份，则三千金的馈赠、被挥霍、圣叹所发表高论，还有斫山的“一笑置之”，均成为人物豪爽性情之写照。在《金传》中，廖燕似乎要以此事表明金为人之放旷和不拘常情[22]。 在“常情”和“过情”之间，廖燕尤其推崇人的“过情”之行，以为这正是“名士风范”：“名士者，恒多为过情之行者也。使复以常情测之，其不为古人所欺者鲜矣，又何贵而论世也！”[23]他在议论中极力表彰晋代名士王戎以及唐代诗人孟浩然的“过情”行为。那么金圣叹与王斫山都是被作为“过情”之名士而加以表彰的，而“过情”也是廖燕自己的人格特征。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就是，廖燕作为布衣贫困之士，在他的一生中曾屡屡接受友人的救助和馈赠，每次都是乐于领受，并感激涕零。如周象九资助廖燕刊刻诗文，又在他远游苏州之际接济家用，他致信友人，说他帮助自己完成了平生最大心愿，又说：“舍下屡承周急，阖室戴德……”[24]有一次还致信儿子，询问友人提供的十石仓米有没有到家[25]。下面是一封写给友人范雪村的信：“昨得小儿殇信，抱痛不可言，兼家中早租无收，一家绝望，尤为狼狈。坎坷之人所遇吉事，皆变为凶，况灾眚并集耶？燕以贫故，屡累知交，今复遇此，不得不再以八口仰累，月余燕即归矣。惟仁兄云天高谊，必不肯作越人肥瘠视也。方寸已乱，不知所为。千里垦急，泪随墨堕，幸垂哀察。”[26] 恳请友人借贷与帮助，在古人为常事，而在今人研究中常有意回避。所以当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特意指出李卓吾求人前来探望他时“舟中多带柴米”，读者莫不感到突兀。实际上历史人物之遭遇困窘并表现出的凡俗无奈的一面，属于历史真实，陶渊明、杜甫莫不如此[27]。廖燕特意写金圣叹受人馈赠，坦然受之，是否意在为自己的生平颇感愧疚无奈的事情寻找先例，庶几可使内心获得些许安宁？ 三、讲学与评书《金传》就金圣叹文化功业特意提到讲学和评书，后者尤其给金圣叹带来不朽声誉。先说讲学。《金传》云：“时有以讲学闻者，先生辄起而排之，于所居贯华堂设高座召徒讲经，经名《圣自觉三昧》，稿本自携自阅，秘不示人。”金圣叹“讲经”一事相对于他的“评点”工作并不重要，所以在以往资料中没有记载。归庄所谓“诱美少年为生徒”也只能与招徒讲经相关，那么金圣叹在有了名气之后“招徒讲经”大概也确有其事。对于市井间“讲学”活动，廖燕有自己看法。《自题四子书私谈》云： 燕说《四子书》而称自谈者何？盖将避讲学之名也。讲学必讲圣贤之所以然。世之讲学，类皆窃宋儒唾余而掩有之，则是讲程朱之学，非讲孔子之学矣，燕则何敢。呜呼！自孔子殁至于今，学之不讲盖已二千二百四十余年矣。今欲揭日月于中天，使圣人之学复明于世，舍孔子其谁与归？然燕以为遵孔子，而世则以为背程朱，燕将奈之何哉？故讳其名曰“私谈”，或以为闲谈而置之耶？（《全集》第102页） 《四子书》即《四书》，是明清科举考试必读书，八股文的题目主要从《四书》中来。那么市井间讲学大概皆以朱子《四书集注》为主要内容，这些主要为程朱学说。廖燕以为程朱之学非孔子之学，亦非学术之正统。持此论者晚明以来大有人在，非廖燕独创。归庄《叙过》一文记述浙江一位以讲学自任的潘用微，曾著《著道录》，以为“周、程、张、朱、象山、阳明学皆杂佛老，无一真儒。”而自己所讲之学“乃孔、孟正脉”。归庄服膺其学术，拜为老师，但不久就发现其“徒呈笔端，全无实学；平日言动，多违于礼”，属于“大言欺人”的“狂妄”之徒[28]。可见在明清易代之际，围绕着国家科举指定书目的传授问题出现了较大争议，争议的焦点是墨守程朱还是回到孔子？像归庄一类的学人都进退两难，陷入很深的矛盾之中。廖燕显然属于反思批判一派，从《全集》卷二的众多论辩文可见，他对朱注《论语》、《大学》均有所辨析，虽然篇幅短小不成体系，但具体观点上还是很有说服力，“甚矣，晦庵之陋也”[29]，每一种论辩都指向程朱之学。他的态度从大的历史背景看实则延续了阳明心学的态度。那么不难理解，《金传》中金圣叹对讲学“起而排之”正是廖燕的态度。而廖燕反对讲学并不是反对一切形式的讲学，他只反对讲程朱之学，而主张讲孔子之学。可以想见，金圣叹于贯华堂“招徒讲经”所讲之经，已非科举学术。所显示的名称为《圣自觉三昧》，“圣”只有孔子当之，那么所讲内容，就无非是对于孔子学术的自我领会。《圣自觉三昧》不见载于今人整理出版的《金圣叹文集》；《文集》中甚至找不到有关孔子和《论语》的专文，那么是不是廖燕杜撰了这个题目也未可知。《金传》说圣叹对流俗讲学者“起而排之”，而主讲圣人之学，似乎又在刻意塑造自己的同道者。 再说评书。《金传》结尾有相当于“赞语”的“曲江廖燕曰”一段，主要评述了金圣叹点评才子书的功绩，可谓抓住了金圣叹生平之重点： 予读先生所评诸书，领异标新，迥出意表，觉作者千百年来至此始开生面。呜呼！何其贤哉。虽惟惨祸，而非其罪，君子伤之。而说者谓文章妙秘，即天地妙秘，一旦发泄无余，不无犯鬼神所忌，则先生之祸，其亦有以致之欤？然画龙点睛，金针随度，使天下后学悉悟作文用笔墨法者，先生之力也，又乌可少乎哉！ 廖燕一生最服膺先生评书成就：“每读所评诸书，辄使人不敢轻言读书二字。”[30]廖燕有《评文说》专论文章评点，认为对文章的选评从孔子删述六经时即以开始，可谓历史悠久。廖燕特别注意到文章评选工作的创造性特征：“非徒取他人之文而选刻之也，盖将以见吾手眼于天下也。以吾之手眼，定他人之文章，而妍媸立见，非评不为功。故文章之妙，作者不能言而吾代言之，使此文更开生面，他日人读此文咸叹其妙，而不知评者之功之至此也。”[31]从《儒林外史》的有关描述看见，明清时代批书刻书多为商业活动，其独有的文化创造价值往往会被商业目的所淹没，归庄即把金圣叹的小说戏剧评点看作诲盗诲淫。正是基于对金圣叹的崇敬，使廖燕最先对金圣叹文章点评功绩作了真挚总结。他以为评点者创造性点评可以使文章别开生面，焕发全新的意义，使读者对文章神理有深切领会；对于后学者而言，则通过卓越的批点悉数领会笔墨之法，“金针尽度”，便不难巧绘鸳鸯，创作出天下之妙文。 四、结语 那么应如何评价这篇夹杂着廖燕成分的《金圣叹先生传》呢？我们以为，虽然不可避免地夹杂了廖燕的个人因素，但传文中所提供的金圣叹的形象气质，与他在文学评点中所显示精神高度一致。其所以能够如此，原因有二：一是廖、金二人共有的“晚明”精神气质。“晚明”不仅标示一个时代，它还是“五四”时期林语堂、周作人等对李贽为代表的具有反传统特征的思想倾向的概括。从廖燕生平和思想看，他气质中的“晚明”特征十分明显。而金圣叹《水浒》评点中对“及时雨”宋江之“权诈”特征的揭示，实出于“晚明”的特有视界。没有李贽所谓《六经》、《语》《孟》“假人之渊薮”（《童心说》）的思想，恐怕宋江至今还是“忠义”之典范，而不可能被怀疑为“权诈”之人。以“晚明”思想为底色，金圣叹为人行事中那种狂放不羁、卓尔不群的特征无疑是真实的。二是廖对金一生核心功业的深刻理解与崇敬，使《金传》因此很恰当地以“评书”为全文主体。开头总说金圣叹“善衡文评书，议论皆发前人所未发”，明亡后的行事介绍主要以“六才子书”为主。对于金圣叹无意遭遇惨祸廖燕也解释为“后因醉纵谈‘青青河畔草’一章”，因为早有人在梦中告诫过金圣叹：“诸事皆可说，惟不可说《古诗十九首》。”传文还提到金圣叹以后最有成就的四位评书家。而最后一段的“赞语”又是纯从“评书”方面说的。这样，《金传》三分之二的文字都与“评书”有关；“评书”之于金圣叹，犹如《春秋》之于孔子，“知我罪我”都在于此。总之《金传》抓住了金圣叹的生平重点，廖燕确实堪称金圣叹先生的知己[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