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崇儒，抑或以正相反的“异端思想”为指导（1），至令学术界未能取得一致意见，看来犹有剩义可探，兹不揣谫陋，就崇儒的几个问题，作一尝试。
    一
    人所共知《史记》是对历史编纂学的巨大贡献之一，就是建立了由上古至西汉三千年的通史系统。它受什么思想支配？主旨为何？这应是了解《史记》政治、学术倾向的一个主要关键。可是对此似乎未见有人留意。
    我以为，《史记》通史系统之建立，反映了儒家思想的需要，其主旨在为西汉独尊儒术的政策张目。
    早在春秋战国之时，随着学在官府局面的打破，文化学术下移，诸子百家中越来越多的士人明白，要想使自己的学说有说服力，能为各国统治者采纳和实行，除了理论本身的成熟外，还需要古史，尤其是系统古史的羽翼。孔子为恢复“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理想天下，从古史中找出夏、商、周，特别是周代历史、文化，进行反思，予以宣扬（2），希望说服各国统治者“克己复礼”。商鞅在批驳“法古无过，循礼无邪”观点时说：“伏羲、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及至文、武，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3）是用系统古史来证明变法正确，打消秦孝公顾虑。所以到战国中、后期出现了《竹书纪年》、《世本》这类史书。《竹书纪年》乃魏国官修史书，可是体裁却与过去鲁国官修史书《春秋》有所不同，它不仅记战国魏事，而且上溯至远古，从五帝记起，历夏、商、周、晋，然后归到魏事，用以证明魏国统治渊源有自。《世本》可能是战国末年赵人作品（4），虽形式上与《竹书纪年》不同，似非官修，因而不专主某一国之编年，而是分成帝系、王侯及卿大夫世系、氏姓篇、作篇、居篇、谥法等分别记事，但也是上溯至五帝，由此一直记到六国统一前十余年，具有通史性质，目的当亦在于为当时各国统治集团家族树碑立传，寻找统治的历史根据。但所有这类史书，由于割据局面的障碍，资料无法全面系统搜集，全都存在重大缺陷，或偏于某一国（如各国官修史记），或偏于某些方面（如《世本》主要限于世系，史责阙如）等，因而还谈不上构成一个完整的通史系统。秦汉大一统以后，割据障碍打破了，时代为全面、详尽搜集资料，建立三千年完整通史系统，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优越条件。同时，为巩固这大一统帝国，防止分裂割据之恢复，时代也比以前更强烈地要求系统、具体了解古史，特别是在大一统帝国进一步巩固的汉武帝之世。这便涉及前面所说，建立通史系统乃适应儒家思想需要的问题。
    我们知道，自汉武帝独尊儒术开始，儒家扬眉吐气，经学得到大发展。可是如何让士人进一步理解、掌握、应用，则还存在障碍。因为经传数量庞大，“博而寡要，劳而少功”（5），精神很难贯通。其基本观点仁义礼智之说，君臣父子之道，都是抽象原则，枯燥乏味；涉及微言大义，更是深奥莫测。固然，自先秦以来，经传和百家著作中已积累了不少古史资料，可以用来作为经学之羽翼，但又往往片断零乱，不系统，不具体，甚至相互矛盾。（6）这样，在已有古史资料基础上，再进行广泛搜集，去伪存真，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编写一部系统、具体、内容充实的三千年通史，就成为发展经学的重要环节。它不但可使抽象、枯燥的原则变得容易为士人理解和接受，更重要的是，还可以通过系统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用以证明儒家思想的正确和尊崇它的必要。
    《史记》正是适应这一需要的崇儒之作。试观下证：
    （一）司马迁关于撰写《史记》指导思想的自白
    1、在《史记·自序》中，司马迁除了多处盛赞孔子及六经，以至清王呜盛据此认定他“尊儒”、“隐隐以己上承孔子”外（7），还直接阐述撰写《史记》主旨是：“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为《太史公书》，序略，以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
    这一段话，经常为人们引用，可惜理解都不够准确。这里有几个关键地方，必须句斟字酌：
    甲、“拾遗补艺”之“艺”。集解引李奇曰“六艺也”，证以司马迁惯用“六艺”指“六经”（8），李奇之说极是。所谓“拾遗补艺”，便是说要为“六经”弥补缺憾、不足。
    乙、用什么去弥补？便是系统通史。“（各朝）王迹所兴”四句涵义即此。其中前三句，在《文选·报任少卿书》中改为“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两句，置于“略考其行事”之后，意思不变。“行事”，《文选》六臣注以为指“古人行事”，误。它与“天下放失旧闻”对举，盖指西汉当时正在进行之事。犹如《天官书》“余观史记，考行事，百年之中”五星变动云云，“放失旧闻”大体便是此处“史记”，指古史资料；“行事”略相当于西汉当代史料。二者兼顾，方能对三千年通史“综其终始”，或对百年来五星变动有所了解。
    丙、对“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两句，决不能从字面简单理解。所谓“六经异传”，主要不应指对经文的不同文字训诂和大义，而应指各传记中用以诠释经文的不同古史传说，因为《史记》决不可能，事实上也并没有去“协”六经的不同文字训诂与大义，而仅仅统一了不同古史传说。同样，所谓“百家杂语”，当亦就其中各种古史传说而言，并非泛指诸子百家的不同学说，因为后者除了政治上强制宣布罢黜，是没有办法，也没有必要去“整齐”的。
    丁、必须强调，所谓“成一家之言”，根据上下文气，主要不是泛指，不是与一般史书和著作相比；而着重是在“拾遗补艺”，羽翼经学上，和仅注重文字训诂和微言大义，而古史传说却相当凌乱、矛盾的“六经异传”相比。意思就是，《史记》以前所未有的系统通史包括纪传体等，来羽翼经学，有独特风格，不同凡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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