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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士大夫的绰号看，既有勇于坚持原则的有骨气者，如鲁宗道、赵抃外号“鱼头参政”[147]、“铁面御史”，赵贺、薛奎人称“赵家关”[148]、“薛出油”[149]。又有当官不表态，依违于两可之间的不作为者，如张士逊外号“和鼓”[150]，王珪人称“三旨宰相”[151]。寇准绰号“柘枝颠”是对其豪侈作风的批评，他“好柘枝舞，会客必舞柘枝，每舞必尽日，时谓之‘柘枝颠’。”[152]至于熙宁年间，人们将王安石等五位宰执称为“生、老、病、死、苦”[153]，则好评与讥评兼而有之。 在士大夫中，更有寡廉鲜耻的无耻之徒。如看风使舵的变色龙，侍御史杨畏“捭阖立朝，更元祐、元丰、绍圣，每变其说，以投时好，人谓之‘杨三变’。”[154]宋徽宗时官至宰相的赵挺之与“杨三变”相仿。他“始因章惇进，既谄事蔡卞。及卞黜责，又谄事曾布，出入门下，殆无虚日。故士论以其观望险诈，号为‘移乡福建子’。”[155]又如媚事权贵的邀宠者，薛昂身为执政大臣，在为蔡京而作的诗里居然有句云：“达时可谓真千载，拜赐应须更万回”。“时人谓之‘薛万回’。”两浙转运使朱峻上权相贾似道“札子禀事，必称云：‘万拜覆。’时人谓之‘朱万拜’。”[156]再如面善心狠手毒的笑面虎，如蔡卞“对答喜笑溢于颜面，虽见所甚憎者，亦亲厚无间，人莫能测，谓之‘笑面夜乂’。”盛章更典型，他在宋徽宗时，“尹京典藩，以惨毒闻，杀人如刈草菅，然妇雌声，欲语先笑，未尝正视人。或置人死地时，亦柔懦不异平日。”[157]有卖友求荣的告密者，如陆升之。李光“尝作私史”，其长子孟坚“间为所亲左奉议郎、新诸王宫大小学教授陆升之言之，升之讦其事”[158]，于是引出一场株连甚广的文字狱--李光《小史》案。程颢、程颐的弟子邢恕则卖师求荣，他居然对宋哲宗说：“臣于程某，尝事之以师友，今便以程某斩作千段，臣亦不救。”[159]更有“兄弟为参商，父子如秦越”[160]者，如蔡京先与其弟蔡卞，后与其子蔡攸争权。史载：“（蔡）攸父子晩年争权相忌，至以茶汤相见，不交他语。”[161]总之，范仲淹、包拯在宋代实属凤毛麟角，士大夫大多与他们不同，甚至正好相反。 宋代的士大夫在民间的谣谚中，既有博得赞扬者，也有备受抨击者。受赞扬者如叶康直、丰稷，他们在宋神宗时，任光化、谷城知县期间，“凡政皆务以利民”。民谣曰：“叶光化，丰谷城，清如水，平如衡。”[162]又如谚语云：“江左二宝，胡伸、汪藻”[163]，称赞胡、汪二人才智超群。在谣谚中受到抨击的士大夫为数更多，如：“襄阳二害，田衍、魏泰，近日多磨，又添一廌”[164]；“宁逢黑杀，莫逢稷察”[165]；“宁逢暴虎，不逢韩玉汝”[166]。这些地方官被民众称为“害”、喻为“虎”，可见其民愤之大。至于蔡京、蔡卞兄弟，民众更是恨之入骨。民谣曰：蔡京、蔡卞“必定灭门，籍没家财，禁锢子孙。”[167]谣谚云：“满潮（”朝“的同音字）都是贼”，“冷（”寒“的同义字）的吃一盏（”斩“的同音字）。”[168]伶人语：“满朝朱紫贵，尽是四明（浙江宁波地区的别称）人。”[169]分别表达了民众对韩侂胄及其党羽的苛政和史弥远拉帮结派的无比愤慨。民谣曰：“欲得天下宁，当拔眼中丁；欲得天下好，莫如召寇老。”[170]“寇”指寇准，“丁”指丁谓， 一褒一贬，爱憎分明。 知人论世，谈何容易。上述绰号与谣谚未必都准确无误，但毕竟反映了宋代确有不少士大夫在民众心目中印象极差，甚至恨入骨髓。据载，面对民众的嘲笑与谩骂之声，邓绾竟说：“笑骂从汝笑骂，好官我须为之。”[171]果真如此，其脸皮之厚可谓惊人。宋代是“一个君子时代”的论断值得斟酌，只怕不能从整体上给予宋代士大夫这一群体笼统的赞扬。值得 十、“见在佛不拜过去佛”对于有宋一代的政治制度，清初学问家顾炎武的总体评价很低。他说：“宋世典常不立，政事丛脞，一代之制，殊不足言。”甚至认为：“若其职官、军旅、食货之制，冗杂无纪，后之为国者，并当取以为戒。”他仅对“不杀大臣及言事官”等四件事予以肯定：“此皆汉唐之所不及。”[172]清人杨宁对此尚有所保留，他说：“不杀大臣是美事，然如蔡京、秦桧、丁大全诸人则失刑也。”[173]当代已故史学名家钱穆的看法与顾炎武相仿，他说：宋代“有形势推迁，而无制度建立”，“专从政治制度上看来，也是最没建树的一环。”“无制度的政府，哪能有好施为，哪能有好结果。”还说：“中国的地方行政，只能说是汉代好，唐代比较还好，宋代就太差了。”[174]顾氏、钱氏之说或有偏颇之处。《中国文明的反思》一书则高度评价宋朝的政治制度，特别赞赏宋代“君相互制制”、“党派互监制”和“中央集权加仁政的政治设计”。其实，这两项制度和一项设计是否存在，还有待商讨。 作者说：“君相互制的政治体制，比较有效地防止了君主专制现象的发生。”宋朝实行君相互制是个新提法，有别于较为通常的君臣共治论。北宋名臣文彦博有句名言：皇上“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175]所谓君臣共治论，无非是说宋朝皇帝依靠士大夫治理天下、管理国家，士大夫是赵宋王朝的社会基础和依靠对象。而君相互制说则夸大了宰相的权力，低估了皇帝的权力，不尽符合有宋一代的历史事实。下面两点值得注意： 第一，君相地位悬殊。皇权与相权不是两种平行的权力，君相互制说有将两者置于平起平坐的地位之嫌。宰相行使的无非是皇帝赋予的最高行政权，而皇帝拥有的是最高统治权，他既是国家元首，又是军队的最高统帅，还是独一无二的最高大法官，并且皇权高于神权。这一帝制时代的通则，连僧人也奉为圭臬。据欧阳修《归田录》记述：“太祖皇帝初幸相国寺，至佛像前烧香，问当拜与不拜，僧录赞宁奏曰：‘不拜。’问其何故，对曰：‘见在佛不拜过去佛。’……遂以为定制。至今行幸焚香，皆不拜也。议者以为得礼。”[176]所谓“得礼”，即进一步将皇权至高无上这一帝政时代的最高准则具体化、制度化。神权尚且如此，相权何足道哉。相权从属并服务于皇权，皇权与相权怎能等量齐观。皇权至高无上，但并非完全不受约束，以宰相为代表的士大夫对皇权的滥用有一定乃至较大的制约作用。《中国文明的反思》一书认为宰相制约皇帝，笔者基本赞同。但皇帝对宰相岂止制约而已，宰相的命运掌握在皇帝手中。正如宋仁宗朝宰相杜衍所说：“衍本一措大尔，名位爵禄、冠冕服用，皆国家者。……一旦名位爵禄，国家夺之，却为一措大，又将何以自奉养耶？”[177]也如司马光在元祐初年所说：文彦博“一书生耳，年逼桑榆，富贵已极，夫复何求！非有兵权、死党可畏惧也。假使为相，陛下一旦欲罢之，止烦召一学士，授以词头。白麻既出，则一匹夫耳，何难制之。”[178]宰相依附于皇帝，简直跃然于纸上。皇帝的命运则与宰相基本无关，宰相对皇帝的制约不是刚性的，而是柔性的，是否有效，取决于皇帝的好恶乃至于心情。宋代包括宰相在内的士大夫，其奏议可谓连篇累牍，其目的无非是请求乃至央求君王“可其奏”、“从其请”。这既体现了宰相制约皇权的柔性，也表现了士大夫对刚性皇权的承认、尊重与依赖。宋代皇帝确实一般善于纳谏，较为开明，但至多不过是“你提建议我做主”而已。对于宋代分权制衡的表象，虞云国先生有实质性的思考。他认为：“分权制衡的制度设计与政治运作相对完善地出现在宋代，已略具近代分权制衡的外观雏型，但人治主义的文化传统和君主专制的制度梗桔， 终使尝试归于失败。”[179]“略具”、“外观”、“雏型”、“梗桔”等关键性的词汇值得玩味，“归于失败”更是不能忽略的事实。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