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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市场化的大潮中，中国终于成为wto的一员。当wto日益变得家喻户晓，连一个英文字都不识的上海里弄老婆婆都能流畅地读出wto时，中国似乎是越来越国际化。看看一夜冒出了的众多国际问题专家在各种大众媒体上，不断阐述着中国加入wto的深远意义，深刻地分析着国际恐怖主义的历史、社会、文化和宗教原因，卖力地解构美国打击阿富汗的战略意图，真的让人感觉到国际问题研究的春天已经到来了。 像很多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一样，在国际问题研究（或曰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国际研究、世界事务）学科内，大体分成国际现状（政策）、国际关系理论和国际关系历史三个子研究领域。现状研究最时髦，容易发表文章，而且，一不留神就有可能成为媒体的新星。因社会需求巨大，从业人员众多，结果泥沙俱下，良莠不齐。上至退役将军、下到刚入学的大学生，都可以叫板训练有素的专家学者，指点世界大势全球发展。不相信，可以去看看几年前有关亨廷顿《文明冲突》的讨论，有多少跟国际研究八杆子打不到边的学者，仅仅根据《参考消息》和《参考资料》的摘译，就敢猛批狂轰亨廷顿。 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近几年至少在大学中流行起来，有成为显学之势。不过，它却不能像研究现状那样，可以靠《参考资料》包打天下，因为这个理论是地地道道的西方、特别是美国的舶来品（这也是它热的原因，国人对美国货，特别是学术上的美国货有着持久不衰的兴趣）。因此，研究者至少要懂英文，看一些原著，然后介绍给国人，再不济也要有渠道接触到港台译介的论著加以翻拍。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坦率地承认，我们对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没有创新，尚处于做西方学者的“二传手”的阶段。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为（david shambaugh）90年代初，出版了他的博士论文《美丽的帝国主义》，专门谈中国美国问题研究者对美国的研究（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对国际问题研究），认为中国学者的研究基本上是经验式的，有些是教条的，缺少学术上的创新。唯一的概念创新可能是“霸权和霸权主义”。他的说法可能过于极端，但的确也足以让许多中国的专家学者汗颜。 国际关系史可以说是国际问题研究的一个基础。过去，现实研究因其政策性强尚是学术禁区时，它曾经是中国所有政府以外的国际问题学者的避风港，中国国际关系史学会容纳了所有现状、理论和历史的学者，直到最近才把“史”字这个“红帽子”去掉。这一变化极具象征意义，既表明中国学术界的开放，也暗示国际关系史地位的势微。在强调学术研究的实用价值和现实意义的时代，史的研究怎么可能受到重视和尊重呢？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在上个世纪最后25年中，一直在不间断出版的《战后世界历史长编》（《长编》），在出版完第11册（1956－1958年）后，悄悄地告别了深爱它的专业读者。既没有编者的告别辞，也没有作者参加的告别仪式。它无声无息地走，就如同它悄悄地来。当第一本《长编》来到这个世界时，还是文化“被大革命”的后期，它以内部发行的形式出版，以当时通行的组织（编委会）的名义出版。我手头上的第一本（1945.5－1945.12）是征求意见稿，没有出版日期，由编委会署名的出版说明上的日期是1974年12月。直到1985年出版第5本时，编者的真人才显身－－他们是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的刘同舜教授和高文凡教授。而以前的五册（覆盖时期为1945－1949）是由文革当中组成的写作班子撰写的，集中了上海最优秀的世界历史、国际经济和国际问题的专家，来自复旦大学、上海师范大学（由华东师范大学和上海师范学院合并组成）和上海《国际问题资料》编辑组（可能是现在富有盛名的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和上海市五 七干校六连（上海市外办？）。 文革后期各种理论班子不少，出版的著述和连续出版物也很多，但几乎都是政治的“婢女”，随着文革结束，树倒猢狲散，班子关门，著述停出，原先出版的东西成为一堆废纸。但是，《长编》这个政治高压时代的产物何以能够继续存在，并在刘同舜和姚椿龄（长编第7册公开出版后的另一位主编）两位教授的精心操持和呵护下，甚至有所发达，在国内国际关系史和战后世界历史研究众多著述中，鹤立鸡群，独树一帜，最终在90年代中期获得上海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呢？这绝对是中国现代出版社史上的一个奇迹，值得出版界和学术界同仁的注意。 我不知道编写《长编》是谁的主意，但肯定与当时毛泽东下令编译外国史地著作所引起的对国际事务的关注有关。为了他的三个世界理论和反对美苏两霸的需要，毛泽东无意中作了一件惠泽学林的善事。当时，大批有一技之长、特别是外语能力的专家学者从全国各地的干校中解放出来，翻译出版了近200种外国史地著作，它们选本之精，译文之好，与今日的很多译书不可同日而语。但这批译著版本偏旧，其所述内容大体上都是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为主。靠它们了解战后世界肯定是不够的，因此帮助“有关部门”了解战后世界的基本发展，成为当时意识形态领导的一项任务。因此，可以肯定，《长编》的诞生是一项上面布置下来的政治任务，意在研究战后世界发展的历史经验教训。当时的出版说明就强调“供有关部门参考”。 本来，包括上海译者在内的全国哪些编译外国史地著作的译者都是涉外专业的学者，翻译对他们只是一种无奈的选择。著述才是你们心仪之事。于是，上海的学者再次动员来，服务于当时的政治。但如果他们和当时很多类似的写作组那样，采取流行的三结合（大学教师、工农兵学员和基层工农）写作方式，处处以政治挂帅，从国际共产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反对帝国主义这三条线索来撰写一本战后世界历史和国际关系的话，那么，这个项目的结果就会像当时众多的著述一样，成为时代的笑柄。 但上海人的聪明、上海学者的智慧这时就显现出来了。他们决定采取资料长编这种中国史学的古老形式，按重大专题，依据西方特别是美国出版的一些文献和史料汇编，爬梳整理，来勾画出战后国际关系重大问题的轮廓。这样作，即可以避免任何政治风险，因为他们在出版说明中已经明白无误地告诉读者“不少资料渗透着错误甚至是发动的观点”，也可以为“今后研究和编写战后世界历史作一些初步工作”1 。显然，编者的良知和直觉告诉他们，以史料为主体的资料书在任何时代都不会过时的。这一选择使我联想起李慎之先生在纪念著名学者罗荣渠先生时的一段话。谈到在政治专制年代罗荣渠教授的写作时：李慎之先生称，罗荣渠的作品“与当时那些高腔大调、一味以气取胜、以势压人的文章，真是不可同日而语。我历来相信，不管哪一种理论，只要你真正‘坚信’它，坚持不懈地与事实对照，与其本身的逻辑对照，与自己的良知对照，有求是之心而无自欺之意，最后必然能够凭借‘人’固有的内在理性的强大逻辑而接近真理”2 。这一赞誉同样适用于《长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