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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伦理与知本主义精神如果说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在历史上达成了“天仙配”，那么可以说新经济伦理与知本主义精神将结成新的“对对和”。 什么是工业社会，这个问题已经让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说清楚了。什么是信息社会，也差不多让被安东尼·吉登斯称为“绝对可以比拟马克斯·韦伯的巨作《经济与社会》”的卡斯特《经济、社会与文化》三部曲说清楚了。 卡斯特说得清楚，而世界通信公司、施乐等“新经济”们没功夫吸收。卡斯特认为，信息化社会是两股力量的交汇：一是信息技术，一是社会认同。二者互为表里，共同定义信息化社会。前者说的是技术的有机化，后者说的是社会的有机化。因此，信息化社会就是有机化社会。光通过互联网技术，将人们从物质上有机联系在网络中，并不能解决全部问题；还必须通过社会认同，将人们从内心深处有机地联系在网络中。而信任，就是社会认同的胶水，就是社会意义上的tcp/ip。 知识经济与社会认同，是一个硬币的两个等价之面。老子在《道德经》中，首先指出了知识经济与社会认同的关系：“知人者智，自知者明。知人者力，自知者强。”信息技术和知识资本，使我们通过智慧，达到外部世界中节点与网络的有机联系和协同创新，解放了生产力；而社会认同，使我们通过信任，达到内在世界中自我与社会的有机联系和生命进化，解放了人本身。这才是互联网精神的神髓。 大卫·施沃伦，把认同问题区分为“现代性”问题和“后现代性”问题。现代性问题，是工业化认同，主题是将有机化的自我（自然经济中的自我），变为无机化的自我（工业机械化的自我）；后现代性问题，是信息化认同，主题是将无机化的自我（分工社会化的自我），还原回有机化的自我（生命网络化自我）。二者的区别，正好相当于牛顿力学与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区别。这正是互联网与现代认同共通的哲学内核。有没有这种世界观作基础，是“假冒”（被迫的）诚信，与“原装”（真心的）诚信的分水岭和试金石。是工业化，让美国人失去了诚信的第一推动力。哈伍德公司调查发现：“美国人相信，我们在该优先考虑的问题上失常了”，“他们目睹了自己的美国同胞日益变得原子化，自私和不负责任”。而一些前卫的美国人发现，东方工业化前的文化，如气论、中医经络理论、佛学、印度教等，却在落后的农业文化中，为比工业化更先进的后现代文化带来世界观和方法论上的启示。例如彼得·罗素就认为：“在我们的社会中发生了一个转变，即人们开始向内省视。我想这与佛陀在二千五百年前所做的有异曲同工之妙。……这样一种追求正发生在我们社会中的成千上万人身上。他们开始寻找某种新的东西。”信任就是这样一种无需迂回、直抵本性的“新的东西”，是化复杂为简单的东西。 用原子论当然也能解释诚信，但在本原上、根子上却一定是矛盾的，最多只能把诚信理解到被动手段的高度，变成比复杂更复杂的东西，永远不会把诚信当作主动目的去自觉遵守，变成化复杂为简单的东西。这就好比非用西医解释中医，越解释越乱，没抓住中医有机世界观之本，反不如西医机械方法论之末。诚信问题是世界观问题，它的根据在于有机联系的本原性，在笛卡尔的分解式理性、洛克的原子论“点状自我”、牛顿的机械力学、美国牛仔文化熏陶下的工业理性及其原子世界观，早已瓦解了世界联系的有机性，是互联网和社会认同，将有机世界观从社会边缘重新拉到舞台中央，也才有可能使诚信再次主流化，实现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和公众利益的统一。 而世界通信公司、施乐等“新经济”们在诚信问题上的失足，根源在于他们先进的技术和生产力，与传统而陈旧的社会价值观不相适应，是美国“节点”至上的传统文化与“网络”至上的先进生产力的矛盾的集中爆发。世界通信公司、施乐等“新经济”们之所以摔了大跟头，究其原由，在于他们并不真的懂得新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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