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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谢先生说“父丧期间吴兢虽然编成全书，却不愿通过解除自己史职的张说上奏”，我认为是绕弯子的说法，不能同意。我坚持开元十年十月之前即吴兢丁父忧前《政要》就已成书且进呈于玄宗。因为依吴兢《上<贞观政要>表》，既然在源、张二人“命”他编书前就有“以《贞观政要》为目”的书稿，依《贞观政要·序》源、张二人“命”他编书后只是“体制大略，咸发成规”，则成书并不困难。因此，如从开元八年五月开始在旧稿及其“成规”基础上编书，到开元十年十月，有两年零五月的时间[46]，最终编成七万余字的小书《政要》是不成问题的[47]；就算吴兢是从开元九年九月癸亥前即张说为相前编辑此书，到十年十月，有一年多的时间，也可完成。从吴兢开元十四年上《请总成国史奏》要求皇帝命人给他安排楷书手之事看来，吴兢编辑《政要》既是身为宰相的源、张二人所安排，则其能得楷书手相助，是不难想象的。因此，不论吴兢是从八年五月开始编书，还是从九年九月或八年五月与九年九月之间的任何时间开始编书，到十年十月，共有二年多或一年多的时间，在既有旧稿及其“成规”为基础，又有宰相可提供便利的条件下，是完全足以最终编成此区区七万余字之书的。就算依据谢先生《成书之谜》的以下说法，一、二年时间编成《政要》也是没有问题的： 吴兢曾经参预了长安三年《唐书》的修撰，以后又一直兼领史职，而且还在私撰唐史。这一切，对于他编录《贞观政要》是非常有利的条件。书序所说“参详旧史”，即是参照他曾预修的《唐书》（说明一）。对照《旧唐书》中太宗君臣事迹与《贞观政要》的记述，立时便可发现，叙事如出一辙，文字成于一手（说明二）。以《贞观政要·任贤篇》所列房玄龄、杜如晦、魏征、王珪、李靖、虞世南、李绩（当为“勣”）、马周8人事迹，与《旧唐书》中此8人传记贞观年间事迹对照，除详略之别外，文字全同（说明三）。《贞观政要》仅是“撮其指要，举其宏纲”，因而较“全用”国史旧本的《旧唐书》简略（说明四）。但其文字、顺序，成于一手必定无疑（说明五）！这类实例，只要仔细对照，在两部书中比比皆是。既有现成的“旧史”可供参照、摘录，又身在史馆便于“缀集所闻”，加之本已有雏型，还有宰辅之命，成书并不困难，进呈玄宗是指日可待的[48]。 说明一：谢先生说“书序所说‘参详旧史’，即是参照他曾预修的《唐书》”。按：此说不全面，是臆说，因为吴兢可以参考的资料多，《唐书》只是其中之一。《玉海》卷49《艺文》“唐《贞观政要》”条：“《志》杂史：吴兢《贞观政要》十卷。《书目》：兢于《太宗实录》外，采太宗与群臣问对之语，以备劝戒，为《政要》，凡四十篇十卷……”此中的“《书目》”当指吴兢的《西斋书目》或与《西斋书目》有关[49]。果如此，其所言的可靠性极大，即《太宗实录》乃主要取材之书。既如此，怎能说吴兢只参考其预修的《唐书》呢？ 说明二：谢先生说“对照《旧唐书》中太宗君臣事迹与《贞观政要》的记述，立时便可发现，叙事如出一辙，文字成于一手”。按：“成于一手”之说，大可考究。因为吴兢预修之书乃多人著作，尽管有共同遵守的体例，其间的差别必然存在，因而不可能是“成于一手”。 说明三：谢先生说“以《贞观政要·任贤篇》所列房玄龄、杜如晦、魏征、王珪、李靖、虞世南、李绩（当为‘勣’）、马周8人事迹，与《旧唐书》中此8人传记贞观年间事迹对照，除详略之别外，文字全同”。按：既然详略有别，文字就不可能“全同”，可见谢先生此表述尚欠周密。我比较了《政要·任贤篇》所载八人事迹与《旧唐书》中此八人传记所载事迹，发现有为《旧唐书》所不载者，这不好说是“除详略之别外，文字全同”。而尤其值得注意者，我通考了《政要》其他篇目所载房玄龄事迹，发现不见于《旧唐书》的很是不少。因此，绝不能认为《政要》所记八人事迹来于《旧唐书》。此事我另有所考，此不赘。 说明四：谢先生说“《贞观政要》仅是‘撮其指要，举其宏纲’，因而较‘全用’国史旧本的《旧唐书》简略”。按：从上文的说明已可知所谓“撮其指要，举其宏纲”，并非是撮举《旧唐书》的“指要”和“宏纲”，故谢先生所说“因而较‘全用’国史旧本的《旧唐书》简略”于此处论述《政要》的实际情况没有意义。 说明五：谢先生说“但其文字、顺序，成于一手必定无疑”。按：此“其”显指《政要》和《旧唐书》。从上文的说明看出，所谓“文字、顺序，成于一手必定无疑”，实际是错误的。 可见，谢先生的说法并不准确。 奇怪的是，谢先生既说吴兢编集成书并不困难，不知他何以要把《政要》成书时间推得很远--开元十七年？ 可以肯定，吴兢编录《政要》可参照、摘录的书绝不止于《唐书》，早已成书且得称赞的《太宗政典》他不会不参考。实际上我们从吴兢之书名为《贞观政要》即可看出，其所以名“政要”，主要的应该就是为了有别于《太宗政典》的缘故。《太宗政典》有三十卷，篇幅不小，《政要》只是就“太宗故事”“撮其指要，举其宏纲”之书，当然简略，故名之为《政要》。 王应麟《玉海》所主张的《政要》“上于开元八、九年”的说法是比较接近实际的[50]，吴枫先生认为王说“有根据”，也有道理[51]。谢先生的说法，离实际未免太远了一点。谢先生的结论之所以离实际远，是因为他认为：“如果是开元八、九年成书，怎么可能在书《序》中提前写上（源乾曜、张嘉贞）二人的封爵呢？”[52]但是，谢先生如果知道还可以把书《序》所称的“安阳公”、“河东公”中的“安阳”、“河东”理解为源、张二人的郡望，而非封爵，那么，又怎能轻易否定开元八、九年的成书说呢？可见，王应麟《玉海》所主张的《政要》“上于开元八、九年”的说法虽不确切，但其正确性还是有一定的考虑余地的。我在前揭1992年发表的拙文《关于<贞观政要>的成书时间问题--与瞿林东先生商榷》中（详注释1）已证明《政要·序》所称的“安阳公”、“河东公”中的“安阳”、“河东”是源、张二人的郡望，惜谢先生未予留意。 三 关于开元十七年进呈问题 谢先生之所以认为《政要》进呈在开元十七年，有三个原因： （一）他虽认为《政要》“基本撰成”的时间下限在开元十三年，但其后有内容调整和“修定”之事。 （二）他认为：“张说入相兼修国史后，二人志趣、人品等方面都不兼容。父丧期间吴兢虽然编成全书，却不愿通过解除自己史职的张说上奏。”又认为：“（吴兢）父丧期间完成《贞观政要》的编录……但在张说排斥异己的情况下，吴兢又怎么能够不通过这个宰相兼修国史就直接将书呈献给玄宗呢？只好暂时不拿出来。”[53]（三）他把《政要》进呈与《旧唐书·吴兢传》所载吴兢“出为荆州司马”和《新唐书·吴兢传》所载“坐书事不当，贬荆州司马”一事联系起来进行考虑。 第（一）点可称为“内容调整和修定”说[54]，第（二）点可称为推迟进呈说，第（三）点可称为“书事不当被贬”说。现在我们对此三说分别加以讨论。 （一）关于内容调整和“修定”问题 谢先生说：“吴兢为太子左庶子，是开元十三年父丧起复之后的事。这恰恰说明，《贞观政要》成书时间在开元十三以后……所以，父丧期间编录成书的可能性最大[55]。起复后，又调整了卷第四的内容，然后伺机上奏。”[56]我认为，“调整了卷第四的内容”一说乃依据不足的猜测。因为谢先生说玄宗之世有三个《政要》本子，一为正式进本，一为进本的底本，一为底本之前的稿本[57]，又说蒋乂“先见到吴兢家中尚存的底本和稿本，转相抄录，流向社会”[58]，还说蒋乂有“整理”《政要》之事[59]。那么，谢先生提到的《政要》写字台本“与其余诸本全异”的内容[60]，能无蒋乂“抄录”时据“底本”或“稿本”增加的可能吗？理由是，所谓“底本”与“正式进本”内容有所不同，是完全可能的，而“稿本”甚至可能不止一个，不同“稿本”之间内容亦难免有差别，而所有“稿本”的呢与“正式进本”的内容有差别，更是情理所在。蒋乂整理《政要》时据“稿本”增加内容，自亦可能。明白此点，怎能说《政要》成书后要“调整”内容，“伺机上奏”呢？因此，谢先生所说的《政要》“编录成书”后的内容“调整”和“修定”都没有坚实的理据支持，不能成立。虽如此，谢先生关于蒋乂“先见到吴兢家中尚存的底本和稿本”的说法还是有一定的考虑价值的：因为《新唐书·蒋乂传》言“外祖吴兢位史官，乂幼从外家学，得其书，博览强记”，其中“得其书”不能如谢先生所言是指“吴兢藏书归蒋乂所有”，因为《蒋乂传》载其“家藏书至万五千卷”，而据载吴兢藏书就有13468卷[61]，若兢藏书归蒋乂所有，则乂之藏书当不会只有“万五千卷”。鄙意如此，乃是考虑到蒋乂家世之情况：《蒋乂传》言其祖环“开元中弘文馆学士。父将明，天宝末，辟河中府使。”可知蒋乂非孤贫特起者。易言之，乂之祖、父当有一定之藏书传于乂。加上乂本人当亦增加部分之书。若乂果得吴兢之藏书，则其藏书当不会只有“万五千卷”。故《蒋乂传》之“得其书”当理解为“得读其书”或“得广读其书”或“得尽读其书”或“得其（兢）所著书”或“得其所著书及藏书中之部分书”。此几种意义中，无论以哪种意义为是，都可知蒋乂能“先见到吴兢家中尚存的底本和稿本”，是可能的。不过“转相抄录，流向社会”的未必就是蒋乂，因为《蒋乂传》未言其事，《传》之附传，言其子係“大和初，授昭应尉，直史馆。明年，拜右拾遗、史馆修撰……”，其子伸，“大中二年，以右补阙为史馆修撰……”，其子偕，“以父任，历右拾遗、史馆修撰……”，故“转相抄录，流向社会”之事，係、伸、偕三人皆可能为之，不必尽以之属于乂。当然此涉及到宪宗读《政要》之事实一点，但此为宫中之本，与“流向社会”无关。故不再置言。[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