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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斯认为，他的经济史观的来源有二：一是卡尔·马克思[34]，二是查尔斯·比尔德。[35]实际上比尔德本人也曾受到马克思的影响。在1935年《美国宪法的经济观》重版序言中，他写道：“我同所有初攻现代史的学生一样，早已熟悉了马克思的学说和著作。……知道马克思在建立自己的历史学说之前也曾熟悉亚里士多德、孟德斯鸠和其他进步作者的著作之后，我对于马克思的兴趣更加浓厚了。”[36]殊途同归，威廉斯所谓的两个来源实际出自一家。 威廉斯的经济命题同占据美国外交史学论坛的权威史学家的传统说法大相径庭。他们所谓美国制订外交政策的依据之多可说是五花八门，车载斗量。有的说美国外交政策有六大基石[37]，有的说有十一个基础[38]，有的说有五个目的[39]，有的说有九个“力量和因素[40]”。至于美国扩张政策的目的更是天南地北，光怪陆离。有的说是为了实现上帝的意旨[41]，这是神圣的使命[42]、显明的天命[43]。有的根据地理概念，认为扩张是为了保证国家安全[44]，为了容纳不断增殖的人口。[45]有的根据种族优秀论[46]，认为扩张是一种责任[47]，是一种“白人负担”[48]，为了传播基督文明[49]，为了自由[50]。为了民主[51]，因此扩张是出于利他主义，合乎道德正义[53]和合法主义[54]的原则。有的吹捧帝国主义，[55]认为美国外交原则出于利已主义，[56]是以现实主义和强权政治为依据的，[57]有的甚至认为扩张是“美国人民”的心理[58]和习惯，[59]是出于地理环境的作用。[60] 威廉斯认为，美国实行扩张的目的在于夺取市场和原料。他说，美国人所追求的是“取得更多的财产，取得更多的土地”，美国是从重商主义胎胞中产生的。[61]到19世纪末美国从“商业和领土的扩张”转为“海外帝国主义”。[62]威廉斯的学生瓦尔特·拉菲勃在《新帝国》一书中为这种转变作为了很好的说明。他说，“这种转变既不是一个历史的偶然事件”，也不是新的“失常”，基本上是一个“经济问题”，出于“工业家对原料和市场的需要”。同西班牙作战，兼并夏威夷、菲律宾和波多黎各，不是出于“下意识”，而是由于“商人的需要”。[63] 威廉斯进一步认为，海外扩张不仅是为了原料和市场，而往往是为了转移国内经济危机，防止国内发生革命运动。[64]《信使--日志》报的编辑曾说：“我们已经从一个店员的国家变成一个战士的国家。同英国一样，我们用殖民和征服的政策，来逃脱社会主义和平均地权的威胁和危险。”[65]威廉斯更具体地说：“当1893年危机中民主和繁荣呈现衰落，当美国帝国进一步扩张受到日、俄两国的对抗时，布鲁克斯·亚当斯和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就出来重述和辩护历史上的扩张哲学了。”[66]19世纪90年代是这样，20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威尔逊和30年代的罗斯福也是这样。[67] 1898年缅因州参议员威廉·弗烈伊说：“我们必须获取市场，不然我们就要发生革命。”[68]弗烈伊的话反映了统治阶级的真实思想，但威廉斯认为这种想法无法实现。他宣称，美国向海外扩张太多了，应当回头“想想自己”。[69]美国应与“过去”决裂，[70]不要再向外“转嫁祸端”。[71]扩张是危险的，因为它不易实现内政改革，[72]不能不损害自己的福利和安全，[73]代价太高。[74]例如，他认为战后冷战后似乎给美国带来经济的高涨，但在精神上可能毁坏美国社会道德和理智的完善，在物质上还可能引起毁灭性的原子战争。[75]威廉斯指出，美国外交政策的“悲剧”在于战后美国看不到在国内进行社会改革的必要，却仍然相信通过门户开放政策，可继续增长国内的自由和繁荣，扩充经济的和思想的体系。[76]他认为威廉·富布赖特悟出了这个道理。[77]因为后者曾说：“年轻的这一代人抵制在一个贫穷和遥远的国家（指越南）进行不人道的战争，抵制他们自己国家的贫穷和虚伪。……帝国主义代价是美国的灵魂，而这个代价是太高了。”[78] 向外扩张既然是危险的、失算的和可悲的，那么，如何改正美国对外政策呢？威廉斯的回答是转向国内的，即所谓“开放国内门户”。 威廉斯开放国内门户这个设想也是师承查尔斯·比尔德的。[79]在30年代，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夜，比尔德就提出了这种主张。1934年，当美国国内发生经济恐慌，在国际上又受到法西斯战争势力的威胁时，比尔德写了两本书：《国家利益观》和《开放国内门户》。这两本书标志着比尔德转向大陆主义。在1917年比尔德是一个干涉主义者，支持威尔逊对德宣战；到30年代后期却变成了一个孤立主义者。 在《国家利益观》一书的结束语中比尔德指出，美国不可能为不断增长的“剩余的”农业品、工业品和资本找到一个不断扩大的国外销路，“国家利益”不是扩张领土和海外贸易，而是需要一个新的概念，其“中心思想”是正如罗斯福新政所显示的那样，[80]对国内经济实行有计划的管理，保持一个不依赖国外销路并有高速度发展的内部市场，以处理“剩余的”货物和资本。[81] 在《开放国内门户》一书中，比尔德重申计划经济，[82]重申海外殖民地不能解决国内工农业生产“过剩”的问题。[83]他希望罗斯福像建立“健康的国内经济体系”一样，把内政原则实施于对外政策。比尔德认为扩张可能导致战争的专制，民主会被忽视，所以依靠国外市场是不明智的。[84]威廉斯的“开放国内门户”的设想虽然建立在比尔德的构思之上，但他的设想范围却远远超过比尔德。 威廉斯抱怨美国人缺乏自知之明，不肯总结历史经验。[85]他举例说：“［１９４９年］中国革命的胜利，使许多人意识到门户开放政策不再符合世界的现实，但是杜鲁门和艾奇逊却自恃手中有原子弹和飞机而表现为冥顽不化。”[86]他认为，美国人总结历史经验的时候来到了。 威廉斯指出，门户开放政策的制订不只是针对中国的，而是美国全球战略的核心，其目的在于国内工商业保证“开放”的市场，取得对其他国家竞争的优势，同时又可少用兵力，少付代价，反而攫取较多较大的利益。而今美国人应当及时了解到，扩张主义的门户开放政策既不能使美国得到经济利益，也不能得到军事上的安全，因此从总结历史经验角度看，现在也应当是抛弃门户开放政策的时候了。 抛弃海外门户开放政策，是为了在国内开放门户，为了建立一个“均衡”的国内体系，即建立一个在发挥“民主”和导致“繁荣”方面具有活力的社会。威廉斯首先主张根据“自决”的原则，改革国内政治形式。联邦应由联系疏松的地区性的共和国组成，以保证民主，改善国内政治弊端。社会经济机会的减少，引起犯罪和社会“暴乱事件”不断增加，政治压迫和民族迫害层出不穷。这显示出改革内政弊端的必要性。国民收入的分配既不平等，又不平衡，即为国内政治的重要弊端之一。政府在对外扩张政策上投入很多智力和资源，但在改进国内生活所需及其质量方面，则计划不周，所投的人力和物力也远远不够，结果造成极大的浪费，导致社会内部以及社会与自然环境间的平衡遭到破环的危险。这是国内政治的另一重大弊端。“大公司”对国民经济的控制更是一个需要改革的政治弊端。因为大公司政治经济体系使财富分配愈益不均，使黑人及其他少数民族更深地沦入无权的地位。 威廉斯以社会民主主义者自居，主张“在美国建立世界上第一个真正的民主社会主义”。[87]因此他极力推崇尤金·德布斯和诺曼·托马斯。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他竟然大力宣扬赫伯特·胡佛。威廉斯认为胡佛主张社会应从“极端个人主义的行动”向“联合行动”过渡，应教育人民从一种“不变的人性”--自私向另一种“不变的性格”--利他主义过渡。威廉斯指出，胡佛认为美国的问题在如何控制大企业体系的问题。他一方面认为把一切经济活动国有化，就会出现“专制”；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假如大企业享受在自由放任制度下个人所享受的那种自由，就会出现一个庞大的辛迪加国家，那就是法西斯主义。胡佛一方面反对公司企业的领导人控制政治系统；另一方面又反对联邦政府成为一切经济生活的控制者。威廉斯说，胡佛所设想的政府是“社会体系中的一个仲裁人”，而不是大企业（法西斯主义）、劳工（社会主义）或利益集团（辛迪加主义）的“工具”。[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