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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考证：史学的实证性，无非就是史料的实证。其要求一是丰富，二是准确，而准确当然离不开考证。我常说，自己治史，是一手抓马克思主义，一手抓考证。但就个人的治史实践而言，相当比例的论著其实是不可能牵强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但文章不论长短，绝大多数离不开考证。考证是史家的基本功，不学会考证，又何以成为史家。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随便给考证加上“地主资产阶级学术”的恶名和政治帽子，既是无知的荒唐，又在一时之间，形成强大的政治压力，以至使治史者讳言考证。如今情况根本改观，例如漆侠先生就特别强调“考据方法是历史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马克思主义史学同样是以考据方法作为基本的研究方法的”，为考据学写了详细的专论，[5]请大家参阅。一方面，不运用马克思主义治史，完全可以有高明的、精彩的考证；另一方面，多少真正懂得点马克思主义的治史者，如漆侠先生所说，也绝对要讲究尽可能精密的考证。中华的考据学源远流长，但今人站在时代思想和史识的高山上，其考证的高度、广度、深度和精度肯定胜于古人，包括有人艳称的乾嘉学派。 欲从事考证，须要逐步拥有尽可能多的历史细节知识，这是基础性的前提。考证的要领无非是祛伪求真，由表（现象）入里（本质），自此及彼，分清主次。考证固然需要逻辑推理，但至少在某些场合下还是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欲由表入里，分清主次，就更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和运用。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序言中说：“社会现象极端复杂，随时都可以找到任何数量的例子或个别的材料来证实任何一个论点。”[6]前述对中国古代地方政治的估计，是光明面为主，还是黑暗面为主，《名公书判清明集》的判案，是宋代司法实践的主流，还是支流。单纯的逻辑推理并无用武之地，需要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 胡適先生说“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实为考证的至理名言。任何学科，假设都不是无知者的随便猜测，相反，全是对本学科拥有相当学识之後的一种猜想，但必须兼之以小心的求证。如若求证不慎，假设便决然不能成立。 考证当然必须全面搜集各种相关的史料证据，特别重要者，是必须注重与自己论点相悖的反面证据。我看过一些史学作品，特别是那些先立理论框架，抽样作证者，只找合自己胃口的证据，而置不合自己胃口的证据于不顾，这就不可能有经得起检验或驳论的科学质量。注重反面证据，是考证的一个重要原则。遇到反面证据，绝不能回避，而必须予以正视，并作出解释，说明何以不能动摇自己的论证，方能使自己的考证有科学质量，经得起推敲和驳论。 有两位先生撰文，考证宋初所谓“杯酒释兵权”不能成立。随即有位台湾学者提出驳论。我并未参加争论。後在《荒淫无道宋高宗》第271页注②的考证中（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补充了一条重要史料。说他们“提出若干质疑理由，其最有力者，只怕是杜太后去世不久，国丧期间，不能宴饮。据《宋史》卷123《礼志》，杜太后死後，行‘以日易月’之制，二十七日後‘服吉’，而宋太祖杯酒释石守信等兵权是在‘服吉’之後”。别人也许不会注意到这条小注，却引起那位先生的关注，他来信，说此记载是伪造的。其实，伪造需要有两点证明，第一，何以是伪造，第二，为何伪造。我只能为此复信说：“关于您说《宋史》卷123《礼志》载杜太后丧事以日易月，记事不确，似需进一步论证，因为《礼志》所引是太常礼院奏，得到皇帝批准，似难以证其伪。宋初沿用唐五代礼仪，皇帝丧事，以日易月，从史料上见不到有何革新，如应是出于宋太宗伪造的太祖遗诏，也是以日易月，二十七日大祥。您引用《长编》卷204是英宗时追述‘祖宗时’，按宋人习惯，所谓‘祖宗时’不一定都是太祖时。即使依《通典》二十九月始从吉之说，将以日易月扩展为二十九日，杜太后死于六月二日甲午，当月二十九日，按您所说，‘宋太祖释丧服在七月初’，而宋太祖宣布罢石守信等兵权为七月九日庚午，据古代礼制，在此前完全可以设宴。至于《长编》当年十一月壬申的记载，只是宴群臣，‘不作乐’，似无您所云‘始可正式举行宴饮’之意。”依古代礼制，守孝或是二十七天，或是二十七月，实际上二十六个多月。杜太后六月死，而认为须延迟到十一月“始可正式举行宴饮”，当然就没有任何礼制的依据。实事求是的说，此项考证的缺陷，正在于对反面证据重视、搜集和辨析不够，就难以服人。所以我将南宋初罢岳飞等三大将兵权，仍称为“宋朝历史上第二次杯酒释兵权”，没有修改的必要。 我虽然主张以马克思主义治史，但也应当实事求是地承认，在上世纪带有片面性、歪曲性、排他性和强制性的历史条件下，强调以马克思主义治史，其实并没有带来什么史学革命。相反，以顾颉刚先生倡导的“古史辨”讨论为标志，对中国的传统古史学倒是完成了一次脱胎换骨式的革命，这才是中国近代史学史上唯一的一次革命。这次革命即是由考证发轫，带动了从史识到研究方法的革命。顾颉刚先生强调“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7]应当尽可能严格地区分小说故事产生的年代先後，判明其最早的状况，一代又一代的後人，又如何作了一层又一层的追加和增饰。这种考据思维，对研究中华古史是非常有用的。我发表《用现代史学眼光审读〈三国演义〉》、《用现代史学眼光审读〈水浒传〉》和《开拓宋代史料的视野与〈三言〉、〈二拍〉》三文，其中考证了如《白娘子永镇雷峰塔》、《宋四公大闹禁魂张》等应是源于北宋话本。证据是白娘子自称“奴家是白三班、白殿直之妹”。後一话本称“蒸饼”，而不避宋仁宗赵祯的御讳。“三都捉事使臣”，也证明此话本的原始创作时间，是在大名府升北京之前。我在文中特别声明，此三文的思维和论证方法其实是旧的，即是运用了顾先生倡导的思维和研究方法。 六、基本训练：由于中华历史悠久，古籍浩繁，即使在古籍开始电子化、数字化的今天，史家的基本训练不可丢。什么是史家的基本训练，人们会有各种说法。我认为还是应遵从前辈学者的教导，二十四史不须都读，治中华古史打基础，首先就是认真通读前四史和《资治通鉴》。且不说治古史，真正要做个高明的中国近代、现代史专家和外国史专家，也同样应当认真通读前四史和《资治通鉴》。回忆自己的大学时代，尽管宝贵时间平白无故地丢失颇多，但在这个问题上确是听从了前辈的教导，在往後的治史实践中，受益无穷。 通读前四史和《资治通鉴》可作为第一标准，但从更高的要求看来，还可有个第二标准，就是通读先秦典籍。目前所谓国学热，国学之源无非就是先秦典籍。我考虑一下，前辈学者为何不向我们提出这个要求？这可能是他们的教育环境，他们对先秦典籍一般都下了相当的、甚至很精湛的功夫，不成其为问题。但对我们这一代人，却是大成问题。就我个人而言，只是读过一点先秦典籍，至于如《周礼》、《周易》之类，是读不通的。即使如张政烺先生关于《周易》的文章，我也读不懂。应当老实承认，我根本达不到第二标准，这当然极大地限制了自己学术水平的提高。有志于当大家、大师的治史者，不管是治何代史，应当努力达到第二标准。 基本训练当然还有更丰富的内容，不可能仅以上述两条标准为限。不少人害怕艰苦的耗时费力的基本训练，特别是目前又有古籍电脑软件带来的便利，幻想凭藉自己的聪明才智，能够在一夜之间，提出震惊史学界的新论，不费什么气力，便可一举成名。据说有人还振振有词，说自己不能跟在前辈後面爬行。依我之见，在基本训练方面，是不可能躲避爬行阶段的，但经过努力，可以缩短爬行的时间，减少爬行的精力。由爬行到步行，由步行到慢跑，由慢跑到快跑，最终争取在治史的马拉松赛跑中名列前茅。 其实，企图躲避基本训练的问题，并非自今日始。至少在我们这一代人的青年时代，以论带史、批判史学等等时髦的口号，一浪高过一浪，将我们冲得晕头转向。然而回顾起来，真正因缺乏基本训练，而蒙受损失者，还是我们自己。奉劝以我们这一代人的失败为戒，不要在新的时髦口号的指引下，重走我们走过的岐路。 七、由断代史逐步走向通史：有人认为，在信息化时代，西方没有断代史的观念，中国也应当废除断代史的观念。我与一些学者讨论，由于中华古史绵长，史料丰富，故断代史的观念仍不可废。治中华古史必须从断代史入门，方有深入的可能；但长期拘限于断代史研究，确有可能成为井底之蛙。在接触古籍电脑软件之前，我也曾设想过，人们可以兼治若干断代史，例如汉唐史有条件一体化，辽宋金元史也可以一体化。接触古籍电脑软件之後，思想也随之解放，可以设想，将来史学的学术竞争的主战场将不是在断代史方面，而是在通史方面，看谁拥有的通史知识更多更深更广，因而就有更精湛的研究。尽管今后古籍数字化、信息化水平会不断提高，而由断代史走向通史，仍将是一条正确的、高明的治史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