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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殖民主义的侵略及其与之俱来的“西学”，逐渐打破了中国人长久以来自以为世界中心的 “迷梦”，尽管中国人从来没有放弃过对前者的反抗和对后者的选择。与此相一致，西方在中国的影响，也有一个逐渐发展变化的过程。明末至清前期，乃是中西正式相遇的最初阶段，西方殖民势力还处在谋求“打开中国大门”的准备时期，那时光顾中国的西方传教士们，尽管已不乏一种天主教文明支配世界的中心意识，但却相对“和平”地充当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和媒介。认真细致和深入全面地研究那一特定阶段中西接触的历史，尤其是“西学”传播的实际内容及其文化效应，对于我们今天整体认知和深刻把握16世纪末期以来中西关系的全局，意义显而易见。 一、 西学“结构”：从“西学”和“天学”等历史概念说起明末至清前期的西学，有着自己的核心关切、内在结构和话语系统，这是由其传播主体--西方传教士来华的主要目的，以及他们在西方所受的中世纪教会教育与知识结构所决定的。要了解其内在结构和传播者所理解、所运用的话语系统之历史形态，就不能不对传教士和参与传播西学的中国士大夫当时所使用的 “西学”概念，以及“天学”、“人学”、“性学”和“超性学”等其他重要的分支概念的历史与内涵，加以必要的关注和清理。 明清之际的“西学”概念，并非与入华之初的欧洲传教士相携而至，而是经历了一个曲折的酝酿过程。西学“概念的形成和自我张扬，乃是西方传教士确定”合儒“策略、决意采用”慢慢来“的所谓”学术传教“方式之后的某种自觉性产物。而”西学“概念的正式提出和公开传播，特别是作为一种传教士自塑宗教形象的命名行为，大体肇始于1610年代中后期至1620年代初期。或可以意大利传教士高一志《西学》一篇的完成和艾儒略《西学凡》一书的刻行作为标志。在此之前，”西术“、”西法“乃至”西洋之学“或”天学“一类词，传教士和中国人都略有使用，可见这种努力已经开始，但总的说来尚没有达到一定的自觉高度，没能带给中国人其为一种有统系的学问感。 在 《西学》篇里，高一志不仅率先使用了”西学“概念，还创造了其一系列的分支概念，展现出”西学“的整体结构及其进学次序。分支概念主要有文学、法律学、医学、逻辑学、广义物理学、数学 、形上学和广义伦理学、人学以及天学。在高一志看来，”天学“就不仅成为 “西学”的最高学问，而且还被视为所有学问的最终归宿。 由于天主教与一般西学之间非同寻常的自觉关联，当时中国传播的 “西学”，总体上存在着一套浸染天主教味道的话语体系。除了“天学”和“人学”外，“性学”和“超性学”也是很值得注意的概念，它们频繁出现于各种类型的西学文本及其序跋中，在有关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和神学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 所谓“性学”，或称“性理之道”，指的是考究万物特性的学问，也就是广义的“物理之学”，这是人凭借自己的“灵性”可以认知的领域，相关概念又有“形性学”、“因性学”、“闻性学”等；而超出人的能力范围之外的有关造物主的学问，也就是“道学”或“天学”，则归为“超性学”。 二、 明末至清前期西学助益近代性的因素与文化蕴涵明末至清前期的“西学”，既受制于天主教传教目标，其自身的“结构”，也无法摆脱以自然神论为核心的天主教神学话语的影响；从现存数百种这一时期的西学文献来看，其中种类最多、数量最大的“西学”，也无疑属于直接传播天主教教理、教规礼仪、传道故事等宗教本身的那一部分；即便是那些传播一般性各学科新知识和技术的典籍，也往往会以不同方式夹杂着一厢情愿的传道性语言，整体上尚不属于近代科学的范畴，且还被传教士自身 “目为余学”。凡此种种，的确都应成为我们整体认知和评价明末至清前期传教士所带来的西学的重要依据、甚至某种前提。 明清之际西学所蕴含的有助于近代性生长的因素或成分，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开始初步带来以较为先进的天文学、地理学与数学新知识为基础，综合生成的那种实证的、相对完整意义上的“全球意识”或“世界观念”。这种“全球意识”或“世界观念”，在近代性整体意识或观念结构中，恰恰处于某种基础性的地位。二是注重形式逻辑，尤其是演绎推理方法的介绍和传播，讲究概念的界定和逻辑推演，并将其贯穿到对各种知识的叙述和理论论证当中的方法，具有韦伯所谓的“工具理性”价值。它虽然还缺乏注重实验和归纳推理的那种近代精神，但却也是构成近代科学方法所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果说明清之际传播过来的汉文西书里，纯宗教作品本身的数量最多，那么，其中影响和意义最大的，无疑是天文、地理、数学和机械物理等自然学科领域的西学书籍及其所传播的知识。明末以后，真正从事自然学科领域研究有成就的中国学者，大都直接间接、或多或少受到西学的影响。甚至可以说，在前述几个自然科学领域，西学实际上已开始逐渐取得某种主导性地位，至少代表了一种总体的发展方向，尽管其中还存在不少非科学成分，整体上说尚属于“前近代科学”。 但这些“前近代科学”成果里，也不乏当时中国所缺少的某些近代性因素，或至少有助于发育近代性的因素。这些因素或成分对于中国的“近代化”不是无益，而是相当有意义。依笔者之见，明清之际西学所蕴含的有助于近代性生长的因素或成分，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开始初步带来以较为先进的天文学、地理学与数学新知识为基础，综合生成的那种实证的、相对完整意义上的“全球意识”或“世界观念”。这种“全球意识”或“世界观念”，在近代性整体意识或观念结构中，恰恰处于某种基础性的地位。二是注重形式逻辑，尤其是演绎推理方法的介绍和传播，讲究概念的界定和逻辑推演，并将其贯穿到对各种知识的叙述和理论论证当中的方法，具有韦伯所谓的“工具理性”价值。它虽然还缺乏注重实验和归纳推理的那种近代精神，但却也是构成近代科学方法所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真实而非虚幻的“全球意识”或“世界观念”构成中，全球或世界范围的精确时间和空间观念，又是其核心和基础。而真正精确的近代性时间，不仅必须以真切的“全球”或“世界”为参照，某种程度上还必须与具体精确的地理空间位置相结合，才能加以确认和把握。在这点上，与全球经度测定紧密相关的“时差”知识的形成和传播，可以说具有格外重要的意义。可惜迄今为止，学界对此似并未引起应有的重视。 明清之际来华西学所具有的第二个突出的、有助于发育近代性的因素，是重视逻辑学知识的传播，尤其是演绎推理方法的运用。它注重以严格界说的概念为基础，展开理论推演。传教士与中国士大夫合作，将西方形式逻辑体系及其运用成果创造性地传播到中国来，对中国日后近代性的发育和成长，实不乏一种积极的学术文化建设意义。 探讨明清之际西学传播的学术文化意义，目光还不能局限在那个时代本身，还要看到它对晚清及以后中国思想文化的持久影响。全面考察和评价明末清初的西学译著如何成为晚清国人认知、接触和吸收近代西方新学的学术文化资源，是本文难以完成的任务。仅仅从那个时代所创造的众多新名词、新术语和新概念，在晚清民国时期现代汉字新术语体系建设当中仍然被广泛沿用这一角度加以透视，就足以说明，当时西学传播的积极效应，实不可轻忽。 要想对明末至清前期西学的内涵和价值有全面的认知，必须具备从文化意蕴和人文意义的广角来进行观察的宏阔视野，仅仅着眼于其是否具有近代性或有助于发育近代性的因素一点来讨论，还远远不够。明末至清前期的西学传播，不仅介绍了大量自然学科方面的内容，还包含有文学、语言学、哲学、伦理学、音乐美术学、政治学和法学等多方面的人文类学问及其相关知识，并且是经过与中国文化相互接触后转化而成的知识，其中不少都具有跨越时空的文化蕴涵，值得今人多加品味和反思。但在很长时间里，由于遗存原本难以见到等原因，这些著作的具体内容和多方面的价值，并没有得到广泛了解和深入认识，留下了诸多遗憾。 总之，明末至清前期，西学知识在华传播的内涵十分丰富。若从异质文化相遇、中西文化交流的广阔角度来加以把握和透视，可以说，它实在是一种知识和文化的宝库，勤于耕耘之、善加开采之，对于增长今人有关文明、科学、宗教和人文的见识，提高历史反思能力，均不无补益。近些年来，学界对这一时期的西学特别是有关人文学科方面的内涵，已不断有新的揭示，如果各个学科的学者都能有机会直接阅读这些西学文本，相信一定能产生更多的新的认知和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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