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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百年回顾》的重心是１９７９年以来的美国史研究（第１５７-１６５页），文中述及研究机构、学会、国内外学术交流、学术成果、争论问题等主要方面。这里重点就文中未能论列而至少在我看来也属学术创获或其他特殊意味的著作加以补正。 文章总结学者们研究美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成果时，没有提到陈宝森著《美国经济与政府政策》（世界知识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和何顺果著《美国“棉花王国”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似不应该；前者虽出自经济学家之手，但基本上是一大部头的当代美国经济通史（从罗斯福到里根时期），后者则拓展了美国区域史新领域。对美国外交史的研究，遗漏了两大卷的资中筠主编《战后美国外交史》（世界知识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可能是一重大缺失。此外，在中美关系史领域的一些有重大学术价值或影响的成果，如袁明等主编《中美关系史上沉重的一页》（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牛军著《从赫尔利到马歇尔》（福建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和《从延安走向世界》（福建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任东来著《争吵不休的伙伴--美援与中美抗日同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钱满素著《爱默生与中国--对个人主义的反思》（三联书店1996年版）、王缉思主编《文明与国际政治--中国学者评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百年回顾》均弃而未及。在概述对美国的民族问题的研究时，文中忽视了吴泽霖、吴景超这两位著名前辈学者的重要学术贡献（13）。文中例举了美国史学史研究的一系列文章，但未能包含满云龙的《共和修正派与当代美国思想史学》（《历史研究》１９９０年第４期）等重要专论。文章虽专门述及美国现代化史研究，但遗憾的是，由中国人撰写的最早的两部专著--洪朝辉著《社会经济变迁的主题--美国现代化进程新论》（杭州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李庆余等著《美国现代化道路》（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百年回顾》只字未提。最能体现妇女史研究新成果的王政著《女性的崛起--当代美国的女权运动》（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版），也未在有关部分中加以论列。庄锡昌著《二十世纪的美国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滕大春著《美国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ht〗、蔡良玉著《美国专业音乐发展简史》（人民音乐出版社1992年版）、侯文蕙著《征服的挽歌--美国环境意识的变迁》（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都是相关领域填补空白之作，《百年回顾》也付诸阙如。近十几年来已初见成效的美国殖民地时期史的一些代表性研究成果，也同样未能在该文中得到任何反映。 对美国历史文献的翻译和整理以及有关名家名作的翻译出版（14），构成了改革开放以来美国史学科发展中一大胜景；包括美国史硕士生、博士生在内的高级人才的培养，１９７８年以来，从无到有，不断发展，成效显著，是我国美国史研究界的头等大事之一。不过，以上情况都未能在《百年回顾》中得到应有的体现和重视。 与上述情况形成对照的是，《百年回顾》中论列了某些一般性论著或读物，还有的则缺乏学术力度和代表性。（15） 此外，可能是笔误或误排，文中还出现了一些其他讹误。（16） 三 张友伦先生的《百年回顾》以及此前此后的其他有关成果表明，对中国美国史学科史的研究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进入了学者们的问题意识和探索视域。关键是，如何由此再进一步、更扎扎实实地推进这种研究？客观地说，从事这一类课题的研究，看似轻易，实在殊难。“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正是再贴切不过的写照。大概也与此息息相关，到目前为止的几乎所有的此类成果（当然也包括我本人写作的东西在内）尚鲜有尽善尽美者，比如材料残缺不全的，述而不评或评而不述的，不敢褒贬或褒贬失当的，甚至连基本史实都搞错了的硬伤，等等。这又反过来使得此类作品难以取信于人或不能树立起自身良好的学术形象，久而久之，自毁长城。这是一个迄今还未能引起学界普遍重视、更未妥善解决的一大难题。 为此，我想提出几点建议： 第一，力争尽早、尽可能全面地摸清晚清以来我国美国史研究的家底，这是开展该学科学术史清理和研究的基本前提。否则，没有目录学、文献学的先行和储备作基础，匆忙上阵，是不大可能搞出高质量的成果的。虽然这方面的工作已经在进行（17），但其人力物力的投入仍远远不够。汪熙先生的呼吁--“重视中国美国学的信息建设”（18），依然值得引以充分关注。编辑出版包括美国史在内的综合性的《中国美国学文献总目录》，应当提上议事日程。 第二，学术史研究的崛起是九十年代中国文化学术建设的一大新景观，“学术史热”正方兴未艾。（19）这就为我们对包括美国史学术历程在内的中国美国学史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学术氛围。因而，应当利用这一难得的机遇，从开展个案研究、专题分析、规律寻绎、学者评议、书评研讨等切入，使以往的荒寂状态逐渐有所改观。只要假以时日，日积月累，那么，即使“不问收获”，也必有收获。待时机成熟时，编撰出版《中国美国学史》。 第三，应关心、了解和研究我国台湾学者历年来包括美国史在内的学术研究成果，这理所当然也是中国美国学史的有机组成部分之一。可惜这种有益的信息和学术交流至今仍困难重重，我们也非常希望有关方面和人士能做更多的疏通和联络，这将是学术的福音。 第四，一旦进入学术史这一公共视域，即应从纯学术建设的基点出发，将有关的学术现象和对象加以历史的考察，无论是人、书、事或其他方方面面，均应力求戒除感情因素、人际关系或其他功利企图的干扰。在我们中国这样一个向来讲求人情的国家，这的确是一个非常难处理但又不能不面对的一大关卡。比如，学术史研究中必然会涉及到有关学者及其著作、见解等的议论，即应当超越师生、同好等情份而一视同仁，实事求是。这当然很难，但必须逐渐去做。学术史并非盖棺论定，也可以而且应当展开平等、民主的讨论和争鸣，心平气和，求同存异。 第五，学术史虽以学术为取向，但也不排除抑恶扬善的道德立场。对学术历程中的曲折甚至个别人的不道德行径遮遮掩掩或视而不见，同样是不正常的。特别是对已经出现的粗制滥造、抄袭剽窃甚至连博士学位论文也存在此类丑闻的现象，应当理直气壮地加以排拒。（20）缺乏正气的学术，不可能是健康的。 第六，学术史的开展特别是像对美国史学科史的研究，还须考虑国际美国史研究界特别是美国学术界的最新动向和进展这一大背景。是否建树这样一个国际参照系，对于制约人们的学术识见和思想是大有关系的。在这一方面，已有个别学者进行了有益的尝试（21），今后更应光而大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