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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时朝廷以及各级官员肆意开设彩票以作为聚资敛财之方相反，彩票的泛滥与弊漏引起社会民众、媒体舆论的极大关注。《大公报》称其时中国乃一“赌世界”。面对彩票的泛滥与弊漏，媒体舆论开始呼吁禁绝彩票。奉天《盛京时报》论道，政府当局靠彩票敛聚民财，实乃一低级的财政手段。有见于彩票泛滥实与政体大有乖谬，媒体将禁绝彩票与推进新政相关联，认为彩票“与宪政之进行最相抵触”。同时社会媒体对于其时朝廷官府籍各种名目兴设各类彩票的行为大加批判。 在社会媒体的推动下，以江苏谘议局为端，率先提出禁绝彩票的议案。1911年，《大清暂行新刑律》刊印问世，其中专设“关于赌博彩票之罪”一章，标志着晚清政府最终在法律层面上以法律条文的形式正式禁绝彩票。一定程度上而言，这是社会媒体舆论推动参与的结果，是社会媒体舆论在近代社会监督政府施政功效的发挥。 时至清末，清王朝的统治危机已经是积重难返，无力回天。对于道义文化上的政风政俗自是难以顾及，从中央到地方，均视彩票为牟利敛财之法，映衬出晚清政府施政的日趋衰微，无力对国家实行有效管理而导致社会出现一种失序状况。 与清王朝朝令夕改的衰败相反，近代媒体体现出较为独立的立场与价值导向。在早期，针对舶来品吕宋票以及助赈彩票，有见于其的“以济赈需”“为诸善举”，媒体突破了传统“重义轻利”之局限，而论之于“公义”与“大利”，对之认同乃至主张效仿，从而与当局者扭于政风而禁令的态度相区别。其后使彩票泛滥而弊漏丛生，媒体却因着彩票已然背离其“为诸善举”“施之公利”的社会性、公益性而要求取缔之，并最终在晚清谘议局的响应下获得成功。通过对于晚清彩票的弛或禁的主张，我们看到，近代媒体作为一种新兴力量，在其时社会中充分发挥参与社会事务并监督政府的舆论功效。这一方面在于其时报刊主笔大多接受西方新闻舆论思想的影响较大，认为报馆的职责一为监督政府，二乃指导国民，报人的职责是输入新思想，破除陈腐的观念。另一方面，主要的还是因为近代中国随着民族资产阶级的兴起，已形成一市民文化的雏形，这就同时意味着在清末社会已形成了一个初步的公共舆论空间。晚清彩票最终被禁绝，这一事实也说明，其时社会媒体逐渐形成民间意见代言人的公众姿态，在近代社会中发挥着日趋重要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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