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学史家朱维之先生在其编著的《希伯来文化》一书中曾提及“近代西方文化发展很快，它的根源有二：一个是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传统，另一个是希伯来·基督教的中世纪传统”，认为在对西方文化传统的研究中不可“言必称希腊、罗马，却不谈希伯来”。[1]这是一个非常有见地的见解。笔者认为通常所谓的西方文化是以希腊·罗马--基督教为一条线索，而以希伯来--犹太教为另一条线索的。前者构成了西方历史和文化发展的经线，而后者则是一条纬线穿插于其中，共同构成了西方历史文化之网。对前者在西方文明发展中的作用国内学术界引述颇多，但是对后者的作用则关注者寥寥，甚至往往将二者加以混淆，未曾予以明晰。 希伯来--犹太教对西方文化的影响贯穿始终。其显在影响主要是于上古和近现代发生的。基督教之产生便是希伯来--犹太教对西方文化在上古时期发生影响的最经典事例。在中世纪由于基督教拥有强势地位，犹太人受到歧视和迫害，而犹太文明则颇显暗淡，但是这种影响并非未曾发生，而是以一种隐在的状态存在。我们可以说犹太人中世纪以来的商业、金融活动直接地促进了早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进入近现代以来，伴随着犹太人的“解放”，犹太人在近现代学术和文化上的影响则更是蔚为壮观。综观近现代学术思想史，犹太背景的大师级学者充斥于近现代学术的各个领域，撇开自然科学界及文学艺术界不谈，单以哲学社会学界为例，许多耳熟能详的名字均为犹太人，如斯宾诺莎、马克思、伯恩斯坦、考茨基、亨利·伯格森、乔治·卢卡契、赫伯特·马尔库塞、卡尔·雷蒙德·波普尔、艾德蒙德·胡塞尔、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卡西尔、马丁·布伯、埃米尔·涂尔干、马克斯·韦伯、弗洛伊德、埃里希·弗洛姆、亚伯拉罕·哈罗尔德·马斯洛、柏林、大卫·李嘉图、乔姆斯基等等不一而足，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些犹太人学者，西方文化乃至人类文明会失色不少。 鉴于犹太学者在近现代学术发展中的作用，我们不禁要问在近现代的历史上何以会出现如此众多的犹太群星？相对于西方非犹太系统的学者而言，他们的思想意识有何独特之处？作为拥有共同民族历史文化背景的学术群体，民族心理积淀在他们身上打下了何种烙印？从这一视角出发，笔者以为我们在学术研究中要建立一种犹太视野。通常的学术研究往往只是关注这些大师级思想者的学术贡献，侧重于学理性的分析。而犹太视野的确立则帮助我们从更深层面了解影响某些大师或学派其思想之缘起以及问题分析理路、甚至思想学术风格形成等更深层次的因素。 在西方的历史上，犹太人处于一个特殊的地位。从起源上讲她是一个东方民族，公元一世纪时开始流散到欧洲，但是在欧洲各国中的政治社会地位非常低下。由于宗教、种族和文化的关系，犹太人始终处于社会边缘地位，在就业与居住方面均受到严格的限制，被贴上许多劣等性格的标签，饱受歧视和迫害，排犹、屠犹事件时有发生。然而犹太人却又是一个“自命不凡”的民族，自诩为上帝的选民，肩负伟大的使命，甚至苦难竟也成为优秀的佐证。面对困境犹太人时刻祈盼救世主的降临，信徒得以拯救，重返“应许之地”。中世纪生活在狭小、拥挤、肮脏的生活区（隔都）的犹太人虽然在外面受到排斥和歧视，但是在回到“隔都”内，回到犹太大众中间，接触犹太宗教和文化之后依然保持着一种精神优越感，一份自豪与荣耀。然而以其寄居国的角度看来，犹太人着实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了。基督教国家最初处理犹太问题的方法极为简单，用得着时就用，用不着时要么驱除出国门，要么就限制其居住和就业，更有甚者，还要煽动民间的反犹情绪，大开杀戒。直到18世纪末，随着启蒙运动的发展，许多人开始从理性的角度考虑解决所谓的“犹太人问题”了。赋予犹太人公民权成为解决问题的可行方法。一些基督徒认为犹太人在道德和文化上的低劣是由于他们所生存的环境使之。一旦其生存境遇得以改善，相信犹太人也会成为一个合格公民的，即使作到这一步要耗费时日。 深受启蒙思想影响的拿破仑一度充当了犹太人的解放者角色。法国犹太人率先获得了公民权，继而拿破仑大军所到之处，犹太人纷纷从围绕着高墙的“隔都”中走出来，感受自由的阳光。然而好景不长，随着拿破仑帝国的崩溃，犹太人彻底解放的希望也随之破灭了。不过依靠理性方式解决犹太人问题已是大势所趋，犹太人在欧洲各国逐渐地获得了公民权，而古老的犹太人文化也开始更频繁地与寄居国的文化发生全方位的接触。 如果没有比较，文化本无优劣之分，任何一个群体在其所熟悉的文化环境氛围中大多都能感受到因习惯而带来的自如轻松，进而形成认同意识，产生归属感。然而一旦有了比较就不同了，处于相对劣势的文化要被强势文化粘贴上诸多的标签，其中不乏误解或诋毁之辞。而劣势文化在反思自身的同时，有相当一部分人或因认识上的改变，或出于功利目的，放弃了对原有文化的认同，试图同化进入优势文化中间去；又有一部分人或固守本民族文化，或做出程度不等的改革，割除一些文化弊端使之与与之相遇的强势文化和谐共处。这些反应类型在犹太文明面对基督文明之时均有所体现。 自十九世纪以来犹太教内部分化为正统派、保守派和改革派以及重建派。而改宗基督教或世俗化的犹太人也日渐增加。正是在这个群体中产生了许多我们所熟知的学术思想大师。 尽管近代学术思想大师中相当一部分已经放弃犹太教信仰，去接受基督教或当时西方流行的学术思潮，但是民族历史和民族文化传统的影响是潜移默化、难以割弃的。这是笔者以为犹太视野之应当予以重视的立论基础。对于犹太裔的学者和思想家而言，民族文化和民族历史境遇对其思想的形成及理论构建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犹太人的民族传统赋予整个民族以必要的智力训练，为他们带来了必要的智力、学术培养。历史上，犹太人就以所谓的“有经的民族”而著称。犹太教不但拥有丰厚的典籍文献，而且读书也成为每一个信徒的义务，有知识的人在社区中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备受尊重。典籍阅读不但增强了犹太人的民族认同意识，还培养了犹太人的想象能力和思辨能力。在欧洲流散和商业经营活动的经历又使犹太人具有非凡的语言天赋，具备驾御欧洲多种语言进行著述、交流的能力，得以更有效地吸收周围民族优秀文化成果。犹太人在欧洲的经历也使之成为一个善于思考的民族。犹太哲学家拜克认为“犹太人始终是一个少数民族。而且是一个被迫去思想的少数民族。那是它的命运所赐······多数人的信念（conviction），以拥有者的支持为基础；少数人的信念借助持续不断的探求之活力而表现出来。这种内在的活动已成为犹太教的重要部分”。[2]独特的历史命运使犹太人成为一个多思的民族。而犹太人思想所具有的批判性又与犹太人的历史境遇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一点可以看作是犹太文明和历史对近代犹太学术的有益滋养；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是，近现代犹太人知识分子乃至犹太民众，依然生活在主流社会的边缘，没有被主流社会完全接纳。这对犹太裔学者和思想家的思想活动有着更为深刻的影响。对于很多放弃犹太教信仰的犹太人而言，融入西方基督教社会并没有因为政治上平等权的获得甚至改宗基督教而一帆风顺。虽经过多年的努力犹太人依然没有完全被西方主流社会所接纳。在遭到主流社会的拒绝之后，犹太人，尤其是知识分子阶层社会地位和学术活动依然停留在非主流的边缘地位，遂产生了认同危机，甚至一度产生文化自卑，进而发展成文化自恨的心理。这一历史境遇对犹太裔知识分子的影响是深刻的也是更为直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