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简介】廖伯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西南大学西南民族教育与心理研究中心，西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民族教育研究。 一、为了共同的未来，注重可持续发展发展的无序必导致发展的窒息。早在1972年罗马俱乐部就提出了《增长的极限》，稍后1980年美国巴尼等又提出了《公元2000环境》。他们均对地球未来作了悲观的预测。针对这种由人类自身造成的困境，在1972年斯德哥尔摩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后，人们便提出了持续发展的概念[1]。世界环境和发展委员会（WCED）将“持续发展”归纳为“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2]，它强调与后代公平享受共有的资源，留给后代同样或更好的资源基础。1990年，IUCN、UNEP和WWF进一步强调“持续发展”是在不超出支持它的生态系统的承接能力的情况下改善人类生活质量[3]。 除此之外，还有不少学者对可持续发展作了定义，如1980年，国际自然资源保护联合会（IUCN）在《世界保护策略》一书中，从生态学的角度给出了类似的诊断，它“强调人类利用生物圈的管理，使生物圈既能满足当代人的最大持续利益，又能保持其满足后代人需求与欲望的潜力”。按Barbier （1987）的说法便是多学科、多方面、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他强调指出：分析持续发展能力时，不能把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因子分裂开来，因为与物理资料的增长相关联的定量因素，和确保长期经济活动与结构变化的生态、社会和文化等定性因素是相互作用的，不可分割的。那么就发展的持续性与变化而言，人类生态系统中哪些因子与发展有关呢？Axinn （1991）认为技术资金并非是最重要的因子。最重要的是人们改善环境的意识，当权者应承当起的责任和义务，人们改变其文化、教育、行政管理模式的意愿与能力。这些才是发展的全部内容。他认为发展的驱动力若不是来自系统的内部，而是依靠外部输入，这种发展则不是持续发展；任何忽视公正性的发展，只能使穷富差距更大，不可能具有动态持续性；如果发展的结果是大量的劳力被机器和化学品所替代，自然环境遭到破坏，则这种发展也不是持续发展。Daly和Cobb （1989）认为靠资源浩劫而获得的收入，实际上不是经济增长的标志，以资源浩劫为基础的发展只能是暂时的，不可能持续下去。Pearce和Turner给持续力（Sustainability）下定义时认为“在维护动态服务和自然资源质量的约束条件下，它是经济发展净收益的最大化”。Brookfield（1991）则认为持续发展的本质是运用资源保护原理，增强资源的再生能力，引导技术变革使其再生资源替代非再生资源成为可能，制定行之有效的政策，限制非再生资源的利用，使其利用趋于合理化。为使资源的利用趋于合理化，必须遵循物质循环利用原则，多层次、多途径地利用之。[4] 并且人们已分别从生态、水资源、森林资源、农业、全球气候变化、经济以及社会文化等方面对持续发展进行了广泛的探索[5][6][7][8] 持续发展是人类社会的理想，又是实现理想的途径。它包括了系统内部的持续能力和环境的持续能力两大方面。一个系统能否持续发展，主要是由系统内部的结构和功能决定的，外部因素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催化作用。系统内部的持续能力是指系统在失去外部资助与支持后，仍然能保持持续发展的能力。环境的持续能力，是指环境资源可被持续利用的能力，要求系统在开发利用环境资源时，不仅要从当代人和未来人的需求出发，更要从环境资源的供给能力出发，在环境资源动态承载能力容许的范围内合理利用。鉴于此，人类必须谨慎使用环境资本，对于那些利用现有技术无法复原或人工替代的环境资本，尽可能地利用具有类似性质的可再生环境资本替代。这一认识来之不易，它是人类在饱尝无序发展的苦果后的反思之果。所幸的是，这一认识已成为共识，已成为全球21世纪发展的大趋势。 中国1992年7月便在国务院环委会部署下，由国家计委和科委牵头，根据同年6月联合国在巴西召开的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的《21世纪议程》文件精神，组织国家各个部门制定了《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1995年规划了11个可持续发展的优先领域：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和对策；区域开发治理、消除贫困；卫生与健康；农业和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的能源生产和消费；自然资源保护与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持续利用；荒漠化防治；减灾、防灾；全球变化与保护大气层；环境污染治理等等[9]。 显然，国家已充分认识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然而，我国民族地区的发展呢？其情形则并不令人宽心。 二、少数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世纪之交，我国正经历一个全面发展的新时期。这迅猛异常的现代化浪潮推动了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同时也带来了一些亟待解决的严峻问题，这些问题都是与可持续发展的宗旨相违背的，它们导致了系统内部的持续能力和环境的持续能力的大大减弱。 生态环境的破坏。长期以来的巨大索取与微小给予间出现了惊人的差距。如，严重的过度砍伐，破坏了森林的生态平衡。全国136个林业局已有61个局处于过量开发状态，25个局已无树可采。我国人均森林蓄积量仅为世界水平的1/10[10]。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50年代的年采伐量未超过12万立方米，而从50年代到60年代末，森林年采伐量猛增到150万立方米左右。阿坝州森林实际保存面积由解放初期的220万公顷下降到117万公顷，森林覆盖率仅为14.1％。森林的锐减，不仅造成森林本身发展的困难，而且还直接影响农田生态和草原生态的平衡等，影响民族地区自然环境的变化。如，松潘的森林植被锐减，洪灾频繁，1986-1990年间，发生洪灾40起，冲毁公路100余公里，良田3000亩，桥梁50余座，小水电站9座等，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500万元，水土流失面积达40万亩，而且还不断发生风灾、霜灾、雹灾等。实地考察中，我们还发现因其水美而举世闻名的九寨沟，也因盲目滥建矿泉水等破坏生态平衡的取水项目而亮出了缺水的黄牌。再如，民族地区的草原退化、沙化现象严重，草原生态系统内部结构遭到破坏，失去平衡。据统计我国10个牧业省区的这种超载放牧现象都十分严重。例如，在内蒙古伊克昭盟，养1只羊需14亩草场，而实际只有6.6亩，这种超载放牧，使草原退化，其再生能力受到破坏，并导致草原的沙化。内蒙古伊克昭盟从60年代中期后的20年间弃牧开荒600多万亩，而造成沙化面积达1800万亩，是开垦荒地的3倍[11]。民族地区的矿产资源丰富，一方面是大量宝藏沉睡大地，另一方面则是无组织无计划的随意开采。笔者在西昌木里水洛乡考察时发现，沿水洛河峡谷的随意组合的淘金者一路可见。这种盲目、无序、低效、非科学的开采，既污染了水洛河谷，又浪费了大量的黄金资源。1998年8月19日的中央电视台的午间新闻报道了云南弥渡县苴力乡阿孔本村的分散小煤窑对环境的污染。当地老乡有的叫苦连天，言及庄稼都种不出来了，且人畜用水皆困难，而有的老乡则认为关系不大，毫无环保意识。最后当地领导谈了远期规划，即将小煤窑集中为大煤窑。这便是他们对环境的所谓补救措施。从中不难看出，不仅一般百姓而且领导决策者们的可持续发展的意识都还相当薄弱。 由于东西差距的增大，人们普遍存在一种急切的追逐性发展、攀比性发展的愿望，由此导致了“经济指标至上”的粗放型、速度型发展。盲目相信“资源优势”，因而产生“有水快流，迅速开发资源”的思想[12]。民族地区这种肆意的砍伐、开采及放牧等，显然是在削弱环境的持续能力，使自然环境的再生能力逐渐减小。若照此情形发展下去，环境资源的供给能力不仅无法满足未来人的需求，甚至无法满足当代人的需求。这显然已严重超出了环境资源动态承载能力的容许范围。 再有投资方式的不合理。西部民族地区大规模移入了现代工业，而这种在“外控型-嵌入式”的投资方式下所移入的大工业在相当程度上与西部民族地区自身的社会需求与客观条件相脱离，无法与当地的人文与自然环境融为一体，从而形成了投资方式与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协调。首先是以“外控型-嵌入式”投资所建立的大工业与地方工业关系的不协调。其次是“外控型-嵌入式”投资所建立的大工业与农牧业的不协调。再次是现代城市与落后农村的不协调[13][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