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历史时期人们对“黄河清”的主要观点
    据史料记载，黄河在西周时就已经由清变浊，人们对黄河的认识就是一条多泥沙河流，其本色就是“浑浊”的。黄河清作为黄河的一种反常现象引起人们的关注在汉代。此后，由于黄河越来越混浊，黄河清就愈发引起先民的注意。河水究竟清到什么程度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而被称为“黄河清”，倒是值得首先注意的问题。就先民记载黄河清用语来看，最常见而简单的是“河清”（宋代以前）或“黄河清”（宋朝以后），详细些的记载主要有“十里镜彻”（北周保定二年）、“清如井水”（唐乾元二年）、“澄澈见底”（唐宝应元年九月）、“纤鳞皆见”（金贞祐二年）、“澄莹见底”（元至元十五年）、“鱼鳖皆现形”（明正德八年）、“清澈异常”（清雍正四年）等。这说明人们在对黄河清至何种程度时才被称之为“清”上存有异议。实际上，历史时期“黄河清”可以理解为黄河输沙量明显低于正常年份的平均水平，而不可理解为清如可直接饮用的地下水。如果分析史籍中对黄河清的表述也不难发现，所谓的黄河清也只是“异常”或“微觉清澈”。至于“见底”和“纤鳞皆见”的记载，不过是因黄河水量过少而导致的清见底。
    历史时期，把黄河由浊变清这一奇异现象作为祥瑞之兆的认识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即“黄河清，圣人生”，以为这是一种祥瑞现象。另外一种与之截然相反的观点是“河当浊而反清，阴欲为阳”，视黄河清为一种叛乱、不祥之征。
    “黄河清，圣人生”观点的出现，最早可以追溯到西汉以前，在《拾遗记》一书中，就有“丹丘千年一烧，黄河千年一清，皆至圣之君以为大瑞”[7]（卷二三六，河部杂录）。东汉时，史书开始记载黄河清现象，这有两种可能，一是将黄河清作为一种奇异现象，还有一种是作为祥瑞而记载。《后汉书》即是将黄河清以祥瑞现象记录的。《隋书·王劭传》对河清祥瑞现象作出了解释，官任著作郎的王劭上表说，“按易坤灵图，曰'圣人受命，瑞先见于河者'。河者最浊，未能清也。窃以灵贶休祥理，无虚发河清启圣属……月五日五合天数地数，既得受命之辰，允当先之兆”[15]（卷六九）。此后各朝均有一些地方官或宫中大臣借“黄河清”歌功颂德。北宋徽宗时，宋金战火连年，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而在大观、政和、宣和年间各地黄河竞相澄清，徽宗辄遣官致祭，宰臣等率百官拜贺，岁以为常。对“黄河清，圣人出”极尽渲染者出现在雍正四年，河南巡抚田文镜在上报皇帝的奏章中说：“钦惟我皇上德备中和，功同参赞。天地位而万物育，悉本于大孝之敬修；四时行而百物生，已臻于无为之圣治。是以天不爱道而七政齐辉，地不爱宝而九河告瑞。既刷深数百尺而循轨东趋，复澄清千里而安澜一色……臣考之典籍，黄河十（千）年一清[3]，至圣之君以为大瑞，然从未有清至一千余里，久至一月如今日之独盛者也。通省臣民莫不欢呼，踊跃称颂。皇上朝乾夕惕，圣德格天，昭此大瑞，以垂亿万斯年之宏庥；遇此奇逢，幸生六道化成之盛世。”[10]雍正皇帝也欣然撰文《河清颂》二千余言，命河道总督田文镜立石记述之，并为一大批官员加官进阶。雍正帝将“黄河清”视做“天人感应之理”，是其善政的报应。他说，“至于上年朱家口河水溃决，朕敕谕河臣悉心修筑，今于十二月十三日决口合龙，越三日即有河清之应，具见河神福国佑民功用著显，宜崇祀典以答神庥”[16]（p227）。
    “黄河清”为“不祥之征”的看法略晚于“祥瑞之兆”的观点，但两种观点一直相伴而行，几乎在历朝均有提出者。较早提出黄河清为不祥之征的是东汉的襄楷。襄楷，字公矩，平原隰阴人。据《后汉书·襄楷传》载：桓帝延熹八年、九年，济阴、东郡、济北平原河水连续变清，上下皆以为瑞祥之兆。襄楷却反其道而述之：“臣以为，河者，诸侯位也。清者属阳，浊者属阴，河当浊而反清者，阴欲为阳，诸侯欲为帝。”隋朝时王劭亦重复了“河清诸侯为帝”的观点，不过他是为诸侯出谋划策，借题发挥。《金史·五行志》载：金大安元年，徐、邳界黄河清五百里，清近两年，卫绍王“以其事诏中外”。临洮人杨上书认为，“河性本浊而今反清，是水失其性也。正犹天动地静，使当动者静，当静者动，则如之何？其为灾异明矣。且传曰'黄河清，圣人生'，假使圣人生，恐不在今日。又曰'黄河清，诸侯为天子'，正当戒惧以销灾变。而复夸示四方，臣所未喻”。明末学者顾炎武归类整理了“黄河清，诸侯为帝”的观点和事例：桓帝九年河清，“明年，帝崩。灵帝以解渎亭侯入继”；北齐武成帝时河清，“后十余岁，隋有天下”；隋炀帝时武阳、龙门数次河清，“唐受禅”；金卫绍王时河清，“后四岁，宣宗立”；元顺帝至正二十一年平陆以下黄河清五百余里，“明太祖兴至其后，尤验”；明正德河清，“世宗以兴王即位”；泰昌河清，“崇祯以信王即位”。从其整理排列的资料可以看出，这位学术大师赞同“河清为异”的观点。[17]（卷三○，黄河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