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澄清是一种自然现象，它的出现有着内在的规律。但在历史时期，主要是由于黄河流域人类活动的日趋频繁，黄河输沙量的急剧增加，黄河澄清特别是大范围澄清的可能性大大减少。因此， 历史时期的黄河澄清不是一种正常条件下的自然现象，只有当黄河流域大范围出现异常情况，如持续干旱少雨、冬季过于寒冷、地震等导致黄河河水变异，才出现了黄河澄清的现象。而这种变异的自然条件毕竟较少，所以黄河水质的剧变（澄清）才会引起人们广泛的关注。
    在历史时期，黄河清不仅是一种自然现象，它还与社会政治、文化和生活交织在一起，这就给我们在全面考查黄河澄清真实面目时增加了些许难度。如一些地区可能黄河并没有澄清，但为了取悦于最高统治者，地方官可能会编造出河清上奏，以有所图。我们就很怀疑北宋徽宗时期（1101-1126）几次黄河澄清的真实性。据《宋史》五行志和徽宗本纪，在大观元年（1107）到宣和元年（1119）的十余年间，黄河澄清达5次之多（大观元年至三年，黄河中游段确实连年干旱）。徽宗朝政治黑暗，以蔡京为首的“六贼”乱政，宋朝在金朝的凌厉攻势下节节败退，根本没有“圣人”可出。蔡京为达到长期持政之目的，一味粉饰太平，他奏报了五次“黄河清”，大观二年还奏报“夔州海水清”，政和六年又奏报虔州芝草生，蔡州瑞麦连野，河南府嘉禾生、野蚕成兰的祥瑞之象。雍正时也有官员对所谓“黄河清”提出质疑。
    “黄河清”其实也是中国历史上一种独特的文化与社会现象。由于黄河洪灾频繁，成为黄河流域人民的心腹之患，人们对黄河安澜清澈充满了向往。与此同时，“黄河清，圣人生”等诸如此类的传言也被统治阶级所利用，成为美化统治者形象的工具。北齐武成帝太宁元年（561），开封黄河清，武成帝遂改元太宁为河清元年以示庆贺。南北朝时的鲍照，元末的朱右，明初的解缙、杨士奇，清朝的田文镜、雍正皇帝等人，都留下了大量关于“黄河清，圣人生”的华文丽章。“黄河清”也成为普通百姓向往美好生活的精神寄托。元朝诗人贤在《新堤谣》中写道，“但愿皇天念赤子，河清海晏三千秋”。明初著名诗人高启在《黄河水》中慨叹道：“旧传一清三千年，圣人乃出天下安。河水一清一何少，吁嗟至治何由还。我愿河水年年清，圣人在上圣复生，千龄万代常太平。”[5]（p184）
    黄河清也成为人们抒情咏志的对象，晋时曹摅《答赵景猷诗》写道：“大道孔长，人生几何，俟渎之清，徒婴百罗。今我不乐，时将蹉跎。”同期的赵整讽谏时政，“昔闻孟津河，千里作一曲。此水本自清，是谁搅令浊”。梁朝时的范云《渡黄河》发出了“河流迅且浊……此水何当澄”的悲愤。宋时邵雍对民为黄河所累直言：“谁言为利多于害，我谓长浑未始清。西至昆仑东到海，其间多少不平声。”[23]（p555）许多人认为“其害久而益剧，民劳于河，贫于河，且死徙于河”[24]（卷一）。同时他们对黄河多变的灾害由恐慌到无奈再到憧憬，“至河清而黄河流澄澈，海晏而水不扬波，则又望于圣人之化矣”[26]（《文选》）。黄河这条孕育了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母亲河，带给人们有甘甜的乳汁，也有无数辛酸的泪水，它所折射出的社会文化现象还有待于我们做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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