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目前草原文化亟需关注
    华夏文化历来由若干文化板块构成。而农耕文化与草原文化同属华夏农业文化，或简称为华夏文化的两翼，所起的作用不容忽视。华夏文化如果失去草原文化这一翼，很难想象华夏文明的状况。[1]
    但是，草原文化与农耕文化的交融撞击过程中，面临农耕文化的强大压力。历史规律，文化交融中，总是优势文化更具侵占性。[2]我国草原文化与农耕文化相比，几个方面处于劣势。一是农耕文化具有较大的生存基质，其所占据人口体量（文化传播者）远大于草原文化；二是农耕文化较草原文化晚出，以其后发优势，汲取了草原文化的精华，往往比草原文化有更多科技内涵；三是农耕文化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一定地区内显示了更好的社会效益。【1】[3]在我国这种文化发展的总趋势下，如果草原文化不被适当关注，有可能被逐步凌夷而退出历史舞台，这将与世界范围内草原文化的扩张趋势背道而驰。
    在这里应着重指出，文化融合与凌夷的分野。所谓融合，是两种或两种以上文化板块交融后，衍生一种新的文化。任何文化现象都是以人的生存生态系统为基础衍发而成的。人群在一定的生存方式之下，产生相应的特有文化。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生态系统经过系统耦合而产生新的、更高一级的生态系统，我们称为系统耦合而导致的系统进化。[4]当人群的生存基质，即生态系统，发生耦合时，将引发文化板块的耦合，即不同文化板块的全面融合。[1，5，6]在新的文化板块中，两种文化的结构和表现均得以升华，和谐共存。文化融合属于文化的系统进化过程，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而文化凌夷则不然。它是发生文化板块A的生态系统被发生文化板块8的生态系统所吞噬。文化板块A随着其生存基质的丧失而文化内涵也逐步衰减，以至最终被B文化板块全盘覆盖。因此文化凌夷的根本原因是A种文化与B种文化所依存生态系统之间的系统相悖发展到极致，[7]而较为强大的B文化所依存的生态系统取代较为弱小的A文化所依存的生态系统的必然结果。文化A的构架被摧毁，尽管个别文化元素还时隐时现，但文化整体表现功能已经丧失。这是一种反系统进化的系统相悖过程。
    目前草原文化的处境，未能正常参与文化的系统耦合而达到文化的系统进化，而是正在系统相悖的压力下，被较为强大的传统农耕文化所取代，属于日趋濒危的文化凌夷现象。一旦草原文化被凌夷而湮灭，将是我国文化遗产的重大损失，它将阻滞我国现代化、跻身世界强盛民族之林的进程，这是我们所不愿意看到的。
    二、放牧是草原文化基因的载体
    文化遗产可表现于众多方面。我们挂在口头上的所谓酒文化、茶文化、语言文化、服饰文化等等，都是文化的表层映射。每一种文化必然有其赖以繁衍发展的核心。我们把这个核心称为文化的遗传基因。然则草原文化赖以延绵不断的遗传基因是什么？这种遗传基因依托何处？
    放牧为草原文化的发生和发展提供了驱动力，是草原文化遗传基因的载体。[8]放牧的遗传基因就是包含人居、草地和畜群三者共生的放牧系统单元，亦即人居、草地、家畜三者共生的，三位一体基本元素。
    笔者曾指出草原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随着人类聚落的交融、兼并，较小的聚落发展为较大的部落或邦国组织，其包容的人口、家畜和草地也随之扩大，社会上层组织可能发生很大变化，甚至发生不同民族之间的政权更替，但其放牧系统单元必须保持稳定，其人居-草地-畜群的管理模式并无本质改变”。[9]在中国，从远古伏羲时代穴居野处，跟随畜群，逐水草而居的原始放牧，到秦汉时期突厥的帐居游牧，再到成吉思汗地跨欧亚大帝国的军旅畜牧业，直到近、现代的游牧或半定居的草地畜牧业，其草地管理方式中人居、草地、畜群三位一体的基本内涵未变。在西方，特别是欧洲，放牧畜牧业发展过程不如在东方的典型而完备，但他们在工业革命的影响下，较早地将现代科学理念纳入草地放牧管理系统，找到了放牧系统单元的实质，纳入划区轮牧，定位于多种形式的划区轮牧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