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工业发展没有完全遵循工业经济的一般规律，而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外国资本刺激下形成自身的发展特点：第一，资本较小或有所不足。一般从较简单的轻工业起步。轻工业一般技术含量较低、经营资本较小、周转较快，为缺乏资本积累的早期商人所能承受。第二，技术和设备落后。有不少企业的设备为半机械半手工操作机器，使用动力机械的更是为数不多。所用机器设备几乎均由国外进口，不少大企业还聘用外国工程师和技师。第三，投资主要依赖政府资本、官僚资本、地主资本和外国资本。政府资本和官僚资本是近代工业最早的资本形式。它们所控制的企业数量不算太多，但一般规模都比较大，资本额在全部工业资本中占了很大的比重。尽管总体上说中国的近代工业化是没有完成的或者失败的工业化，因为它缺乏广泛的社会基础，但它仍然极大地刺激了中国经济、尤其是城市经济的发展。黄宗智在《中国研究的规范认识危机：社会经济史的悖论现象》一文中指出：“没有乡村发展的城市工业化正是19世纪后期以来中国的经历。当时中国的工业发展是没有疑问的。自19世纪90年代起，投资近代机器工矿业和运输的资本每年以高于10%的速度增长。上海、天津、无锡、青岛、汉口和广州等城市的兴起便是这一进程的例证。小城镇也有了蓬勃发展，特别是长江三角洲，甚至城镇中的小手工作坊也有了增长……这些发展发生在商品化的加速过程中。”[29]这种工业化显示出一种外在植入性，但在封建程度极其深重的社会里，这种工业化也有其特殊的历史作用和历史价值。与古代和当代中国经济相比，近代中国工业化有两种可贵的气质。一是城市化气质，具有超脱于农业的现代化性征；二是人文化气质，当时的商人群体普遍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文化素养，认识起点较高，格局和境界较为高远。这些气质作为一种商业传统，影响当代地域商人群体实现价值回归。黄宗智在上文中还谈到，中国近代工业化有许多悖论，如总量增长与相对于人口增长没有发展的增长（人El过密型增长与没有生产效率提高的过密型商品化）、分散型市场的发育与整合型市场的发育不充分、公众领域的扩张与公民社会和公民权利的缺失、规范主义法制的完备与自由主义法制的缺乏、社会结构中的矛盾爆发与革命的人为抉择等。这些悖论正在日益成为当代商人群体所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20世纪的前三四十年，小农经济体系商品化的速度明显加快，使市镇经济的商品化程度较之过去三个世纪大大提高。但是由于农村人口过剩，旧式的商业资本利用廉价的家庭农业劳动力与新式的近代纺织厂竞争，耗去了一部分可能投入近代工业的资本，同时也占去了一大部分支撑近代工业的市场，维护着落后的小农家庭经营生产方式，阻碍了农村的资本主义化进程。“人口压力与繁重的封建剥削交织在一起，全部倾注到小农经济头上。这就像一条饥饿的鞭子驱使他们从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中找出路，结果是加强了这两者的结合。”[30]独立的或以工为主的农村手工业者很难从这样的农业生产模式和家庭生产单位中脱颖而出。清同治十二年（1873），陈启源在当时的广东省南海县简村乡办了一个名为继昌隆的缫丝厂，这是近代中国第一家民营工业企业。中国大规模建立农村机器工业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58年开始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到1983年为止，中国的农村工业一般被称为“社队工业”。l984年将“社队企业”改称为“乡镇企业”，改名的主要原因是农村行政管理体制发生变化。而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民恢复了自由支配劳动和创办企业的权利，却由此产生了一批农民合伙或家庭经营的企业，增添了新的农村企业形式。乡镇企业并不是一种所有制和企业组织形式，实际上只是对农村企业的泛称。早先的乡镇企业有乡镇、村（村民小组）、联户（合伙）和户（个体）办四种形式，后来又出现股份合作制、股份制、中外合资、合作办等多种形式。相对于以前的社队企业而言，乡镇企业完全以市场为导向。20世纪90年代以后，乡镇企业基本都改组为个体私营或股份制企业，与整个国民经济体系完全一体化。当代中国的乡镇经济或乡镇企业、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与明清以来的市镇经济有较大差异，主要是总体上摆脱了农业经济或地主经济的性质，有了更多自由发展的空间。但当代中国农村人口压力较之古代社会更大，经济中的“人口红利”也相对更大，因而劳动雇佣关系并没有得到改变，对被雇佣者的强制性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古代。尽管当代农业经济由于石油农业的开发而大幅度提高了生产率，但比较效益仍相当低，因而农民对雇佣者的依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甚至比古代更加紧密。这是当代农村经济乃至整个中国经济难以实现转型升级的根本原因之一。从根本上说，当代中国经济有很强的草根性，甚至可以说本质上是一种草根经济。浙江省工商业联合会1995年、l999年、2003年和2007年《浙江省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情况调查及数据分析》显示，“浙商”的“民间性”和“草根性”很强。其中前3次调查有九成苦出身，八成农民出身，最后一次调查显示农民出身的下降到65.29%。
    对当代地域商人群体的研究很大程度上受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动机策动，但事实上当代地域商人群体是当代社会一种十分重要的文化现象。当代地域商人群体的品格也是地域人文精神的重要一维。由于当代地域商人群体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历史现象，因此对其解读必须立足当下境域。但毕竟它与古代商帮有某种内在联系，而且古代商帮也是它的参照系统，因此对两者的文化学特征进行科学界定和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注释：
    [1]《旧唐书》卷五三《食货三》，中华书局，1975年。
    [2]傅衣凌：《我是怎样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的》，载傅衣凌：《傅衣凌治史五十年文编》，厦门大学出版社，1989年。
    [3]《明史》卷三二五《外国六·佛郎机》，中华书局，l974-年。
    [4]金光祖纂修：《广东通志》卷二八《外志》，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刊本。
    [5]上海博物馆编：《上海碑刻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l980年，第233页。
    [6]天津市档案馆等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0903-1911年），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112-1113页。
    [7]《明史》卷八o《食货志四》，中华书局，l974年。
    [8]张海鹏、张海瀛主编：《中国十大商帮》，黄山书社，1993年，第2-3页。
    [9]曹天生：《旧中国十大商帮》，《文史博览）2003年第9期。
    [10]唐力行：《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修订版），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72页。
    [11]陶水木：《浙江商帮与上海经济近代化研究（1840-1936年）》，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第134页注；龙登高：《江南市场史：十一至十九世纪的变迁》，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57页。
    [12]杜正贞：《浙商与晋商的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24页。
    [13]周碹：《秦公祚墓碣铭》，载秦锦等纂修：《洞庭秦氏宗谱》卷首，咏烈堂刊本，清同治十二年（1873）。
    [14]张涛修、陶挺纂：《歙志》，载台北汉学研究中心资料组编印：《汉学研究中心景照海外佚存古籍书目初编》，日本内阁文库藏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刊本，1990年。
    [15]水野幸吉：《汉口：中央支那事情》，东京神田合资会社富山房，明治四十年（光绪i十三年，l907），第289页。
    [16]日本东亚同文书院：《支那经济全书》（第二辑），明治四十年（光绪二三十三年，l907），第l l5、543-544页。
    [17]徐焕斗纂修、王夔清补辑：《汉口小志·商业志》，民国四年（1915）。
    [18]徐珂：《清稗类钞》，中华书局，l984年。
    [19]范金民：《明清商人商帮与地方文化》，载陈支平编《货殖》第四辑《商业与市场研究》，黄山书社，2007年。
    [20]《明神宗实录》，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印行，l962年。
    [21]包伟民、傅俊：《从“龙游商帮”概念的演进淡学术失范现象》，《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
    [22]吕福新：《论浙商的“个众”特性：具有中国意义的主体性分析》，《中州学刊》2007年第l期。
    [23]俞荣建：《“浙商转型”研讨会观点综述》，《浙江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
    [24]杰弗里·萨克斯、胡永泰、杨小凯：《经济改革和宪政转轨》，《经济学）2003年第4期。‘
    [25]内藤湖南：《支那近世史》，弘文堂，l947年；宫崎市定：《东洋の近世》，教育タイムス社，l950年；斯波义信：《宋代商业史研究》，风间书房，1968年；斯波义信：《中国中世商业》（《中世史讲座：中世都市》），学生社，1982年。
    [26]斯波义信：《中国都市史》，东京大学出版会，2002年。
    [27]李晓：《宋朝政府购买制度研究》，上海人民H{版社，2007年，第103-125页。
    [28]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52、158页。
    [29]黄宗智：《中国研究的规范认识危机：社会经济史的悖论现象》，载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1368-1988年）》，中华书局，2000年。
    [30]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人民出版社。l985年，第6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