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们对于西周王权的形态，无法究明之处甚多。且诸学说中的异同，我也没有能力断定是非。（33） 容我从我的观点简略描述周王权。周王自西周始，在一个广域内拥有最高的政治地位与统治权，以汉字表现即“王”者，亦有称“天子”。但其权力的展现，从比较王权的角度，主要是“祭祀王”。周王只是广域的祭祀圈内主祭者。参与祭祀者主要是华北的诸国君主。我们不能将西周王权想象是专制君主在上，而君臣关系严密的政治形态。周王与服属之国之间有册封、朝贡与共同祭祀的关系。周王与诸国君主间的关系主要是礼物交换与汉字的赠与，此即所谓朝贡与册封体系的初期形态。
    大国崛起是春秋战国时期最重要的历史现象。这些大国的出现是古来文化地域的诸政权整合的结果。如燕辽区出现燕国、海岱区出现齐国、江浙区出现吴国、中原区出现晋国、甘青区出现秦国、两湖区出现楚国等。这些大国，如“春秋五霸”、“战国七雄”，一方面对内加强支配力，提升国君的地位；另一方面则对外联结诸大国，并试图在国际间建立自己的霸权。
    春秋时期，中国开始出现新的政治秩序，即霸者成立，于是有我所说的霸王政治。我们应视这种政治形态为新的王权，在时间上介乎周封建与皇帝制度之间。基于这样的认识，研究者可以预设皇帝制度的理念是继承自霸王政治，而非周封建。天下理论成为中国王权的主要政治论述是成立在霸王政治的发展过程中。
    目前我们对于春秋以至战国时期的“霸王”的王权不甚理解，其研究尚待开展。先简单析论如下。这类的霸王是一种新形态的王权，其性质可借司马迁对于项羽作为“霸王”的说法表明，即“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34） 司马迁的说法诚良史之见识。霸者的王权即“以力经营天下”。或许我们可以用“战争王”定义之。但是我们也很容易观察到，春秋以来的霸者欲“以力经营天下”，却无法建构独立的王权。故这些霸者，如齐桓公、晋文公，在建构其国际间的霸权时，都采用了借助周王权威的策略，主要是周王的祭祀权。
    春秋以来的“尊王”之议，其目的之一是要借助周王的祭祀权，以辅助霸者自身不成熟的战争王形态的王权，并用以团结北方诸国。其他诸大国君主之所以呼应霸者而加入尊王的政治运动，是意图借由这项政治主张以加强其在国内的支配权，如伸张对于国内其他都市（被称为“大夫”阶层所支配的都市）的支配权。但这是复杂的政治过程，也离题稍远，容此处略去不论。（35）
    再回顾历史，春秋以来，北方诸国与南方的吴、越、楚等国发生战争。借由这些交流，新的国际秩序逐步建立，而主要的结果是南北诸集团的整合。霸者的“以力经营天下”的秩序原理表现在诸国会盟时，各自展示军事实力，而推出诸集团联盟的霸主，即战争王。（36） 于是我们看到如楚庄王、吴王夫差、越王勾践的脱颖而出。
    借由霸主性质的战争王的体制，诸国间的联盟体制也逐步成型。这是“天下”的原型，也是其后“天下”的空间范畴的基础。历史上的重要概念的诞生不会只是观念的游戏，一定也是历史脉络下的产物。先秦“天下”概念成型的历史脉络之一，是春秋以来的霸者所主导的会盟政治。参与会盟的诸集团、诸国家所建构的政治空间即当时人所认识的“天下”。《论语·宪问》记孔子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我们可以重新认识这句话。自齐桓公的霸业始，北方集团与南方集团开始联盟，一个新的“天下”诞生。这句话是否真的是孔子如实之言的记录，亦须谨慎。至少将之视为战国人的想法。值得注意的是这句话意味南方楚国等在内的领域也是周王支配的固有“天下”。但这是当时中原国家的政治论述所塑造的历史像，故意将楚、吴、越等国君视为历史上周王的“诸侯”。
    而到战国中期，周王的权威崩溃，中原诸国竞相称王，诸国君宣告自己是最有资格继承周王的地位的新王。如公元前351年魏国国君称惠成王，前339年齐国国君称威宣王，前326年赵武灵王即位，后一年前325年秦惠文王称王，前323年燕易王称王，前322年韩宣惠王称王。新的王者的理论是宣告自己是包括北方诸国、南方诸国在内的“天下”的最高政治领袖。于是王者所治是“天下”的想法确立下来。
    战国中期，周王职位已名实俱亡，政治社会在期待新王。（37） 于是各国不同的政治、学术集团书写各自的典籍以创造新王的理论。这些典籍构成所谓诸子百家著作的大部分。如《春秋公羊传》、《谷梁传》、《左传》、《周礼》等。这位被期待的新王，被认为是周王的继承者，也是“天下”的统治者。历史上周王也被形塑为理想上的王者，尤其是西周之文、武、成王与周公。而当时所认为的天下，是当时北方的霸王政治体制所认识的天下。这个天下也为其后的秦始皇所继承。
    这种天下观念是一套战国的政治论述。虽然其内容包含若干事实，但将北方集团与南方集团诸国视为是历史上（西周）的周王支配领域，却是虚构。在这个天下论述中，周王被想象成曾统治包含楚、吴、越、巴、蜀等地，是“天下”的统治者，而非北方诸国的共主而已。春秋、战国以后，楚、吴、越诸国与北方诸国（如齐、晋等）发生外交、战争与文化交流等诸种关系，此类史实非常明显。但这类事实却被中原国家改造，说成是楚、吴、越诸国是在竞争一个原本由周王所支配的“天下”的主导权。“战国七雄”之说就是这种论述的产物。“七雄”之说当源自秦始皇灭“六国”。此六国加上秦国自身，即所谓“七雄”。（38） 此七国中，包括南方的楚国。在汉代人的观念中，此七国都曾是周王的诸侯。如东汉班固所言：
    曩者王涂芜秽，周失其御，侯伯方轨，战国横骛，于是七雄虓阚，分裂诸夏。（39）这是典型的汉代学者的历史像。在他们所建构的周代历史中，战国诸国，如“战国七雄”所代表，都曾是周王的“侯伯”。因为周王权力在春秋以后下坠，故周王领域内的诸强国，彼此竞争，于是分裂诸夏。
    上述《禹贡》的“禹敷土”的论述就是形成于这个脉络下。春秋战国时期扩大的天下领域概念也表现在战国的“禹贡”思想中。换言之，《禹贡》是产生于春秋战国的霸王政治的历史脉络中。具体而言即“九州岛”概念的诞生。（40）《禹贡》将大地分为九州岛，其区域包括上述的北方诸国与南方的吴、越、楚等。禹治理的“天下”即其后天子当统治的区域。这个说法也将原属不同政治版图的各集团整合为一个天下之内。《禹贡》说：“九州岛攸同。”（41） 这个“九州岛”的范畴即战国时期南北诸国通过霸者主持会盟整合而成的领域，而不是周王所支配的领域。
    我们可以合理的推论，上述空间范畴的天下观已在战国中期成立，并成为其后“新王”的支配理论。我想已不用再详细说明，这个天下观不是西周的天下观。西周的天下是与上天相对之空间。战国中的诸论述都清楚指出此天下是北方诸国与吴、越、楚的整合。举一例如《周礼》中的“职方氏”，其文曰：
    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乃辨九州岛之国，使同贯利。（42）此“天下之图”、“天下之地”包含蛮夷戎狄之民。此范围亦即九州岛。所谓九州岛，在战国时期当是固定的概念，即《禹贡》所载。此段《周礼·职方氏》的下文是如《禹贡》的九州岛论述，说明九州岛的人民状态与农业的情形。（43）此九州岛是：东南曰扬州、正南曰荆州、河南曰豫州、正东曰青州、河东曰兖州、正西曰雍州、东北曰幽州、河内曰冀州、正北曰并州。此九州岛的范围包括春秋战国时期的北方集团诸国以及长江流域的吴、越、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