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一切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各种派别千方百计回避或否定斯大林的巨大历史功绩和历史作用，不能不使人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他们为什么那么仇视和害怕斯大林的历史功绩和历史影响呢？斯大林历史功绩的根本作用和历史意义到底是什么呢？列宁有这样一种思想认识：在理论上认识一个问题与在实践中解决这个问题不是一回事。马克思列宁在理论上基本解决了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社会的一系列问题，可是真正在实践上将他们的理论民族化、具体化、生活化，变成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和生活的内容，并为之确立了一系列实现和巩固这个基础的原则和方法，是由斯大林完成的，或者说其中相当的一个部分是由斯大林完成；不仅如此，斯大林还为各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继续开拓社会主义事业指出了前进的方向和进一步发展的生长点。正是这样一些具有长久性的、根本性的原则、方法和思想理论，使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各色各样的机会主义者非常害怕，正像他们自己所表白的，“一切问题的总根子，就在斯大林所建立的这一政治制度上”。[11] 显然，这对他们来说，如果不将其除之，被无产阶级政党和革命的人民完全继承和掌握了，他们的末日就不远了，这是他们总在那里妖魔化斯大林，总是反复地批判、丑化、诬蔑所谓“斯大林模式”、“斯大林体制”和离间革命人民的真实意图和原因。
    四、“斯大林模式”一说从何而来？
    西方、美国的生活方式，令世界上许多国家和民族羡慕、模仿，他们又自命为人权卫士、民主楷模，几个世纪以来到处推销他们的民主观念和他们自导自演的民主方式，可谓争斗不断，硝烟弥漫。但是读者什么时候听到或看到过国内学界、新闻界广泛使用诸如“美国模式”、“西方模式”这样的术语和概念吗？要讲这模式那模式，难道最该有的不是“美国模式”、“西方模式”吗？﹗可是偏偏就是“美国模式”、“西方模式”这样的概念、术语，美国、西方的学术界思想界自身是不怎么讲的。国内外这种奇怪的思想现象和社会现象，很是值得人们深思。
    懂外语的读者都不难理解，“模式”与“方式”一词无论在英语里还是在俄语里，是两个词，有着完全不同的内涵。在马恩列斯毛的著作里很难看到使用“模式”这个概念或术语，经常使用的是“方式”一词，如生产方式、消费方式等等。所谓方式，它的精神内涵是一种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你有你的做法，我有我的做法，你干你的，我干我的，愿意学就学，不愿意学就别学。“模式”一词就不同了，上来就自我标榜，自己是模型、样板、典范，其潜台词是说自己是先进的，你得学习我，要推广我的一套。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里有这样一个不大被人注意的事情，在恩格斯的名著《反杜林论》第一篇第四节，彻底揭露并粉碎性地批判了杜林自我标榜和试图推行的“世界模式论”。由此，在以后相当长的时期里，社会科学界不再敢像杜林那样使用“模式”一词。读者可以翻翻我国70年代末以前的理论文章和著作，是很难看到“模式”一词的，不像现在，“模式”一词广为使用，动不动就称自己或恭维别人的某某东西为“模式”。现在的情景是，“模式”一词驱赶了“方式”一词，广为流行，成了学术界思想界一种行文的时尚。
    “模式”一词的再生，源于西方思想界，他们在斯大林逝世之后，欺世盗名，把“模式”一词用在斯大林身上，编造了“斯大林模式”这一概念，并赋予它一套内容和逻辑，推向全世界。毫无疑问，西方思想界编造这个概念是作为贬义词使用，讽刺和挖苦苏联，讽刺和挖苦那时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是套用斯大林和苏联，是什么极权、独裁等等。几十年来，西方思想界不断地把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领导下否定斯大林，反其道而行之搞出来的政治、经济、思想等方面的种种弊端，统统塞进“斯大林模式”、“斯大林体制”、“苏联模式”这样一类概念里，把不是斯大林的东西硬按在斯大林身上，以此来抹黑、否定斯大林、斯大林时代和苏联，以此来丑化、污蔑、否定斯大林领导下创建的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和基本原则，采用谎话重复千遍即是真理的手段，搅乱人们的思想，蒙骗和误导了不少善良的人们。
    其实，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在一段很长的时期里也是不用西方思想界编造的“斯大林模式”这个意在否定苏联的概念。苏联思想界开始频繁使用这一概念，是在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后。
    “斯大林模式”一词进口我国，成了思想界一个经常议论的话题，后来有了这样一种离奇的观点，即“斯大林模式是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12] 这一东施效颦的观点如果成立，岂不等于是说，爷爷艰苦奋斗创下丰厚的家业，被子孙们吃喝嫖赌输个精光，责任不在子孙而是爷爷。这种令人瞠目结舌，堪称弥天大谎的“学术”观点及其思想逻辑，在中国思想界毅然流传。显然，不能指望持这种“学术”观点的学者能够科学公正地研究斯大林问题。斯大林一生高举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旗帜，他继承和发展了列宁主义，从未以任何形式和名义树立自己的思想，就更谈不上什么“模式”了。他带领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经过30年艰苦奋斗，创下了特别丰厚而庞大的社会主义事业。是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这样一批人，全盘否定斯大林，在其后近40年里，他们领导的苏联走上了一条与斯大林时代背道而驰的道路，把苏联这份雄厚的家产败了个精光。可是我国一些评论家，不是从戈尔巴乔夫这样一群败家仔身上找原因，把苏联亡国的板子打在辛劳的创建者斯大林身上，非要斯大林创造的辉煌成就为戈尔巴乔夫干出的亡党亡国的败绩承担责任。这是当今我国思想界存在的一种十分反常而离奇的现象。
    不仅如此，我国有学者更荒唐地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苏联模式的全面突破”，这是一种赤裸裸地对中苏两国历史和国情的无知与妄断。苏联的政治体制实行的是一党制和联邦制，它产生并形成于两次世界大战这样一个既是国际战争又是苏联国内战争的历史背景和历史条件下。1922年乌克兰、白俄罗斯、南高加索、俄罗斯四国“自愿、平等地联合成一个新的国家 -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签署条约规定“每一个共和国保有自由退出‘联盟’的权利”， [13]正式成立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1936年苏联新宪法保留并再次“明文规定加盟共和国有自由退出苏联的权利”，建立起了一种完全不同于西方国家两院制的具有苏联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和政治架构，即全新的两院制 - 联盟院和民族院，确认了一系列加盟共和国。[14] 无疑，新中国在诞生时，我国的政治体制就与苏联有极大的不同。1949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就已经产生并确认新中国的政治体制之一是在少数民族集居的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这就是为什么内蒙古自治区的历史比新中国还要长的原因；同时确认的政治体制还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会议，它还一度起过临时制宪会议的作用。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了我国第一部宪法，确立了我国的政治体制和政治架构是“两会制”，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像这样由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创造出来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还有一系列，直到今天，还在建设我国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保持着不可移易和替代的重大主导地位，继续发挥着重大基础性作用，哪里谈得上什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从体制模式层次上对苏联模式和斯大林体制的全面突破”。[15] 这是无中生有，生拉硬扯，自欺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