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以士大夫为中心史观的异议
    目前，在中华古史的研究中，盛行一种以士大夫为中心的史观。笔者从与不少研究生的谈话可知，他们受目前的史学思潮影响，至少对士大夫的关注远甚于对劳动大众的关注。依笔者可能不很准确的观察和臆断，时尚的史学思潮似有两个特点：一是关注点似集中于士大夫，而不是劳动大众；而对士大夫的观念似又集中于官宦，对非官宦的士大夫则关注不够。二是将士大夫视为社会精英，他们在历史演进中扮演着正面或主导的角色。
    历史演进是人类社会经济、政治、教科文、军事等多方面的综合演进。依照马克思主义的史观，确实是将被剥削、受压迫的广大劳动大众看成历史演进的主干和主角，尽管他们往往并未参与到重大历史事件或变革，尽管伟大的历史人物在历史演进中起到了巨大作用，但却不能影响、动摇或排除劳动大众的主干和主角的身份与地位。
    在中国古代，孔子提出仁的伟大观念。《礼记·檀弓下》记载他说“苛政猛于虎”，就是表现了他身处阶级社会中的仁心。仁是与西方的博爱观念相通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出身于社会上层，但如果没有对劳动大众的仁爱之心，又如何创立马克思主义？为广大的被剥削、受压迫的劳动大众谋解放，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的伟大之处。
    古代的士大夫看来与近代的知识分子一词有相近之处，但绝不应把中古的士大夫都视为官宦。按照南宋陈亮之说，可以区分为“乡士大夫”和“卿士大夫”，而后者才是官宦。但宋人对划分士大夫或非士大夫另有一些具体标准，如文士曹组和曹勋父子实际上是作为宋徽宗的文学侍从，宋孝宗亲近的文士曾觌和龙大渊，由于并未科举登第，只有武官头衔，也就不算士大夫。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士大夫不属同一阶级或阶层，其经济和政治地位可以相差十分悬殊。
    如今的史学界，盛行所谓社会精英、主流社会之类动听的名词。这些在西方史学界用得烂熟，而中国史学界的不少人却以为新鲜，并且一唱百和。人们对社会精英固然也有多种解释，但恕我直言，其实无非是一双双势利眼，大致上认为社会上层的有钱有势者就是精英，至于无钱无势的普通平民，当然就算不得精英。精英论在中华古史研究中的具体化，当然就是称颂士大夫，称颂富民之类。人们又称上流社会为主流社会，似乎社会上层就能主宰一切。实际上，即使从粗浅的印象看。上流社会的基本特征无非是骄奢淫逸，而在下流社会，特别是古代的下流社会，其基本特征也无非是啼饥号寒。就人数而言，有能力骄奢淫逸者总是少数，甚至很少数，到底又是何者可称为主流社会呢？  在今存史料中，似乎真正称得上精英的所占比例较大，这根本不能说明实际情况。中国古代文献史料一般都是出于士大夫之手，治中华古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成天与古代士大夫打交道，实行单向交流。时间久了，或可产生错觉，不作具体分析，实际上就笼统地将士大夫视为群体性，或者至少是主干性的社会中坚和时代精英，是多少遏制皇帝胡作非为的开明势力，似乎士大夫群体至少是程度不等或表现各异地担当着中华古政治史演进的正面甚至主导角色，这不符合史实，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史观。我在总体上卑视士大夫群体的同时，也看重个别的真正精英人物，他们确是“中国的脊梁”。明朝中叶的韩雍说：“自古天生拨乱反正之大材，多见抑于颠危，见忌于群小，使之因挫辱排挤，以长养其刚大不可屈之正气。”我读到此段文字，特别联想到作为宋朝士大夫杰出代表的宗泽、李纲等人，但他们的悲惨经历，岂不正是“见抑于颠危，见忌于群小”？所谓“群小”，不正是士大夫中的大多数？他们也确是卑鄙龌龊之徒，更有巨恶大憝之辈。这正是阶级社会中的客观情况，即马克思批判的等级授职制的官场大染缸中的客观情况。古往今来的大量史实证明，在阶级社会中，指望统治和剥削阶级中的绝大多数人能够成为恪守道德、循规蹈矩者不过是天真而荒唐的幻想。
    二、古代的士风和名节、气节
    “士风”最初只是一个褒义词，如《晋书》卷七十一《熊远传》：“祖翘，尝为石崇苍头，而性廉直，有士风。”《旧五代史》卷五十八《赵光胤传》说李琪“虽文学高，倾险无士风”。卷九十六《郑受益传》：“家袭清俭，深有士风。”大致到了宋代，“士风”就转变为一个中性名词。宋仁宗初，晏殊认为，“举人作讼，以觊覆考，颇亏士风”。《朱子语类》卷六十二：“今H士风如此，何时是太平？”宋理宗宝祐时，监察御史陈大方言：“士风日薄，文场多弊”。
    笔者曾在《绍兴和议与士人气节》与《王曾瑜说辽宋夏金·多元化士风的主流》两处都强调了宋朝士风的主流“颇为糟糕”。明清时代，据顾炎武《生员论上》说：
    国家之所以设生员者，何哉？盖以收天下之才俊子弟，养之于庠序之中，使之成德达材，明先王之道，通当世之务，出为公卿大夫，与天子分猷共治者也。今则不然，合天下之生员，县以三百计，不下五十万人……一得为此，则免于编氓之苦，不受侵于里胥，齿于衣冠，得以礼见官长，而无笞捶之辱，故今之愿为生员者，非必其慕功名也，保身家而已。以十分之七计，而保身家之生员殆有三十五万人，此与设科之初意悖，而非国家之益也。……今之生员以关节得者，十且七、八矣。
    当时，生员成了科举和学校制度下形成的地主阶级的特殊阶层，在地方上有相当权势以至能与地方官视为平交。但生员中的大多数却是通过歪门邪道而混取了生员的资格。故顾炎武《生员论中》说：废天下之生员，而官府之政清；废天下之生员，而百姓之困苏；废天下之生员，而门户之习除；废天下之生员，而用世之材出。今天下之出入公门，以挠官府之政者，生员也。倚势以武断于乡里者，生员也。与胥史为缘，甚有身自为胥史者，生员也。官府一拂其意，则群起而哄者，生员也。把持官府之阴事，而与之为市者，生员也。前者噪，后者和；前者奔，后者随；上之人欲治之，而不可治也；欲锄之，而不可锄也……今之大县至有生员千人以上者，比比也。且如一县之地有十万顷，而生员之地五万，则民以五万而当十万之差矣。一县之地有十万顷，而生员之地九万，则民以一万而当十万之差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