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自生性是自我维持演化的能力，这种能力是明清中国重工业极为欠缺的。在机床工业方面，中国人并未系统引进西方技术，也就错失了发展的机遇。例如，王徵在《远西奇器图说》中，只介绍“其最简便者”，避开“其作法或虽如一器，而螺丝转太多，工匠不能如法”的机械。[67]因此，《远西奇器图说》只介绍“尖螺丝转”而未收录结构复杂的车床也就不足为奇了。这表明王徵对当时中国工匠的技术能力缺乏自信，而且显示了避繁趋简的技术引进思想。这种思想固然有利于简单仿造，却无助于技术创新。以王徵为代表，明清中国虽然已经可以接触到西方机床技术，但其引进只停留在较低层次上，缺乏进一步探索的意愿，只能落后于西方。在火炮工业方面，麦克尼尔（WilliamH.McNeill）认为，自火药武器从中国传入欧洲后，欧洲人在大炮设计方面很快就超过非欧洲的一切地区。[68]即使认为中国的红夷大炮达到当时技术巅峰的黄一农也认可西方在火炮设计方面见长。[69]中国明末清初的火炮制造尽管盛极一时，但其生产制造主要依赖传教士等西方技术人员。例如，康熙朝所造的905门火炮半数以上与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有关。[70]自南怀仁病死后，清朝的火炮制造工业就随之滑坡并日趋衰落了[71]，终于导致嘉庆朝时的一落千丈。嘉庆四年（1799），清廷曾改造160门前朝的旧式神枢炮，但改造的结果却在使射程缩短，由原来的射程百步反而滑落到不足百步。[72]由此可见，清朝前期火炮工业的发展极端依赖南怀仁，实质上是依附于西方技术的，而且属于简单依赖层次，未能真正消化引进的技术，既不可能出现技术创新，甚至连技术改进能力也不断趋于退化。学者或以为清代火炮的衰落肇因于18世纪游牧民族对清帝国不再构成较大威胁，需求的萎缩决定了技术的衰落，但这种观点无法解释明末清初中国在对火炮有大量需求时为何不能发展出与西方同等的技术能力呢？更何况彼时中国是存在着改变技术轨道的机遇的。因此，尽管需求规模是不容忽视的，但与机床工业一样，中国火炮工业的问题也在于技术缺乏自我维持的演化能力。
    回到“大分流”的问题上来，综合前文所述，可以认为从技术自生性的角度说，中国火炮工业的技术在16世纪以后就已经落后于西方了，明末清初的战争虽然使火炮工业一度得到较大发展，但作为产业基础的技术自生能力并未获得相应发展，这就无法弥补中西之间根本性的技术差距。中国火炮工业的落后既是机床工业落后的结果，又是机床工业落后的原因，而中国机床工业与西方的差距亦可追溯到16世纪。这样一来，从重工业的角度来审视“大分流”，可以看到中国与西方的分野至少是从16世纪开始的。对工业革命而言，欧洲在原始工业化阶段的重工业技术演化具有重大意义。尽管欧洲机床、火炮等重工业的重大技术革新多发生在18世纪末与19世纪初一个相对短促的时间内，但一些基本产品和技术思想已经积累并传承了数百年。而在近代早期欧洲重工业进行技术积累与传承的数百年间，中国的相关产业即使在引进了西方技术的条件下也未能发展出相应的能力，这就决定了工业革命并不那么“突然”，在1800年前的二、三百年间“大分流”已经缓慢但却不可逆转地发生了。更为重要的是，不管是在“大分流”的最终临界点上还是在之前漫长的孕育阶段，技术都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四、结论
    18世纪前，技术已经成为西方世界超越中国的优势之一了。中国等东方国家与西方世界的“大分流”表面上只是一个相对短暂时间里发生的事件，即通常所说的“工业革命”。然而，从技术演化的角度说，英国或整个西欧工业革命的孕育长达数百年，其间中国并未发展出相应的技术能力。因此，从宏观上来判断，“大分流”早已发生，最早可追溯到16世纪。也可以说，从16世纪到18世纪末，“大分流”只是平缓的暗流，但西方暗流蓄积的势能足以在19世纪初造成泾渭分明的差异。实际上，是技术能力这种内生因素而非资源禀赋这种外生因素决定了“大分流”。
    技术是工业革命发生的关键性变量。在原始工业化进程中，足以诱发工业革命的技术主要存在于机械制造业、火炮工业等重工业中，尤其是机床工业技术。一方面，中国传统机床与近代早期西欧机床存在着结构性的差异，采取了不同的技术路线，无法达到后者的加工精度，从而制约了中国产生工业革命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晚明以降，西欧机床技术曾经随着钟表修造业与火炮工业传入中国，却未能融入中国的技术传统中，这更加说明技术变革并非易事，即使其它条件类似，仅技术这一项变量就能深刻反映中国与西方的差异。
    重工业在工业革命的启动中力发挥着关键性作用。尽管从规模上看，某些重工业行业如机床工业十分弱小，但这些行业处在技术变化的前沿，对整个工业创新具有更强的诱导作用。相比于棉纺织业等轻工业，机械制造业等重工业更为复杂，其技术外溢效应也更为明显。在工业化初期，重工业才是先行产业，重工业尤其是机械制造业的技术创新为轻工业的工业化带来了可能性。只是，轻工业一旦工业化以后，在规模上更能吸引注意力，也就掩盖了早期规模尚小的重工业的作用。等轻工业的繁荣反过来推动重工业进一步发展以后，重化工业化才似乎成为高度工业化的特征。因此，重工业的先导作用在一开始就存在，以后更会反复出现，这才是历史主义的工业化模式。
    当然，“大分流”这一过于复杂的宏大问题不可能存在着单一解释，本文也仅仅是从重工业的角度重新审视而已。本文强调了技术演化对于中西“大分流”的关键作用，但在技术演化的背后，近代早期的中国与西欧尚存在着国家建构形式的差异，而国家权力的不同作用对于技术演化是有重要影响的。对于这一问题，笔者将另撰文探讨。
    注释：
    [①] 彭慕兰著，史建云译：《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1、100、197页。
    [②]“李约瑟问题”无疑是有关中国为何会落后于西方的诸多设问中最出名的一个。李约瑟本人对中国落后于西方的时间节点有若干种不同的说法，但其最晚的断限也划在了16世纪。见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1卷，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页。
    [③] 一般认为，“加州学派”的成员包括彭慕兰、王国斌（R. Bin. Wong）、李伯重、李中清（James Lee）、安德鲁·贡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杰克·戈德斯通（Jack Goldstone）等人。他们之间虽然享有诸多学术共识，但在很多问题上也互存争议。根据周琳的归纳，“加州学派”在研究旨趣和学术观点上存在着三方面的分野，弗兰克等人倾向于全球化和世界贸易研究，彭慕兰、李伯重等人侧重于生产力、生态和人口研究，王国斌、杰克·戈德斯通等人则注重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方面的研究。见周琳：《书写什么样的中国历史--“加州学派”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述评》，《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