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时代背景研究更加坚实。吴义雄《鸦片战争前的鸦片贸易再研究》（《近代史研究》2002年2期）详细研究了鸦片战争前发行于广州的英文《广州纪事报》和《广州周报》中的丰富资料，重新统计1821-1839年期间各年度各种鸦片的贸易数量、价格和贸易额，从而比较完整、准确地显示这一时期的鸦片贸易状况。吴义雄《广州外侨总商会与鸦片战争前夕的中英关系》（《近代史研究》2004年2期）详细研究了1836年西方商人在广州组织的广州外侨总商会的成立背景，该商会在其存在的两年多时间内的作用，以及对中西关系演变产生的影响。陈尚胜《”闭关“或”开放“类型分析的局限性--近20年清朝前期海外贸易政策研究述评》（《文史哲》2002年6期）、《明与清前期海外贸易政策比较--从万明<中国融入世界的步履>一书谈起》（《历史研究》2003年6期）、《论清朝前期国际贸易政策中内外商待遇的不公平问题--对清朝对外政策具有排外性观点的质疑》（《文史哲》 2009年2期）等系列论文详细研究了清朝前期海外贸易政策演变的复杂进程和作用，为理解十三行在当时国际国内形势变化中的地位和作用提出了很多启示。
    10.海洋文化和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开拓视野。随着研究的深入，广东学界认为应当从海洋文化的角度深入研究十三行，出现众多研究成果。黄启臣教授主编《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史》
    （广东经济出版社，2003年），冼庆彬主编的《广州：海上丝绸之路发祥地》（香港：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2007年），2006年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编的《”海上丝绸之路“广州发祥地研讨会论文汇编》，由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出版发行，顾涧清等著的《广东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王晓玲主编《”歌德堡号“与广州海上丝绸之路》（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2008年），朱小丹主编《中国？广州中瑞海上贸易的门户》（广州出版社，2002年），广州博物馆《海贸遗珍-18 -20世纪初广州外销艺术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等，都是该领域的成果。
    11.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研究更加具体。除了理论性的研究，在十三行文化资源开发利用上的研究也取得可喜的成绩，广州大学十三行研究中心杨宏烈编著的《广州泛十三行商埠文化遗址开发研究》（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6年），对十三行商馆遗址及其分布在广州市区与之相关的历史地段、名胜古迹、文物遗存的保护性规划建设进行了必要的探讨，并且获得积极的社会反响，获得了2009年广东省社会科学三等奖。广州市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编著的《广州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遗址》（广州出版社，2001年）等，都在社会引起较大反响。
    12.文艺理论研究更加丰富。21世纪在十三行相关文学作品的研究上也有了很大发展，在文学评论和理论深度上都较20世纪有了进步。如陈金花《论（蜃楼志）的写实性和虚幻性》（《湘潭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2期）、李方明《试论（蜃楼志）中的洋行商人形象》（《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年4期）、陈金花《蜃楼志的性爱观》（《阜阳师范学院学报》2008 年6期）等文。
    13.海外研究成果更加深入。作为外国研究十三行的学者范岱克教授，21世纪利用新发掘的外文资料，在十三行商的研究上也有了进展，主要有：《Weaver Suckin与1750-1781年间广州的丝绸贸易》（《广东省社会科学研究院历史与孙中山研究所建所五十周年纪念文集》，银和出版社，2008年）、《蔡氏和邱氏的商行：广州的商人（1730-1784）》（《文化评论》国际版第15期，2005年）、《广州叶氏商人（1720-1804）》（《文化评论》国际版第13期，2005年），《颜氏家族：广州商人（1734-1780）》（《文化评论》国际版第9期，2004年）、《广州贸易：1700-1845 年中国沿海地区的商业与生活》（香港大学出版社，2005年）、《高高的天堂，皇帝远远在外--古代广州商人及官吏》（香港大学出版社，2002年）。
    五、十三行研究展望
    回顾十三行研究从萌芽、徘徊、起步到发展的过程，成绩可观。截止到2011年12月，对十三行的研究已经超过一个世纪，有关十三行的著作（包括编著和论文集）已经出版18部，有关十三行的论文（包括论文集中所收论文）已达三百余篇，与十三行相关的论著论文更接近400余篇部。从研究分类看，综合研究47部篇，政治制度40余部篇，经济、外贸、粤海关170余部篇，人物研究50余部篇，历史地理、城市建设50余篇，宗教30余部篇，军事10余篇，社会生活40余篇，语言文字10余篇，文物艺术50余部篇，文化及文化资源开发利用60余部篇，档案文献50余部篇，社会变迁背景20余部篇，中外关系50余部篇，文学影视30余部篇，基本涵盖了十三行的各个领域。经过百余年的曲折发展，反映出十三行既是具有浓厚岭南特色的学术研究领域，也是影响中国社会进程的重要因素，还是具有世界意义的历史文化遗产，不能回避，在对十三行的总体评价、性质定位上学术界还分歧明显，如历史学家朱希祖先生认为：“十三行在中国近代史中，关系最巨，以政治而言，行商有秉命封舱停市约束外人之行政权，又常为政府官吏之代表，外人一切请求陈述，均须有彼辈转达，是又有惟一之外交权；以经济而言，行商为对外贸易之独占者，外人不得与中国其它商人直接贸易。此等特殊制度，无论中国外国，皆蒙不利，鸦片战争，即为击破此种外交制度及通商制度而来，自此一战，中国一蹶不振，外交经济，皆为不平等条约所束缚，百年以来，皆受十三行所贻之祸。”（朱希祖序，《广东十三行考》卷首，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相当多的学者对十三行持否定或批判态度，如认为十三行与鸦片走私有关，导致鸦片战争，使中国沦落到屈辱的百年近代史，把十三行视为清朝实行“闭关自守”的产物，与当时世界历史的发展方向背道而驰，十三行的繁荣鼎盛是以牺牲沿海各港口的贸易作为代价取得的，阻碍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成为加剧中外冲突的直接原因之一，十三行本身也成为清代封建外贸制度的牺牲品。还如十三行是否走私鸦片和导致鸦片战争？如何解释十三行商累遭破产、抄家、下狱、充军的厄运和“传及三代，堕落不堪”的命运等，都未在学界达成共识。
    从研究成果分析，80年前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主要考证行商沿革，为研究十三行奠基性代表作，虽有缺陷但迄今无人超越。20世纪80年代前少数成果集中在起源、名称等专题考证。其后研究成果增加，多为评述介绍，诸如运行体制、起源、名称仍众说纷纭，缺少高质量的学术成果。少数人物及家族研究限于一般性介绍，缺少十三行行商全面学术研究。海外研究成果（包括港澳台）在外文资料和原始档案利用上具有优势，专题考证颇具功力，与海洋文化研究结合的方法值得借鉴，但主要集中在经贸、传教士及外销艺术品研究等领域，而且多未翻译成中文，影响有限。可见虽然十三行研究取得了一定成绩，仍有待深入，任重而道远。
    （作者单位：广州大学十三行研究中心广东广州510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