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模式”一词进口我国，成了思想界一个经常议论的话题，后来有了这样一种离奇的观点，即“斯大林模式是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12] 这一东施效颦的观点如果成立，岂不等于是说，爷爷艰苦奋斗创下丰厚的家业，被子孙们吃喝嫖赌输个精光，责任不在子孙而是爷爷。这种令人瞠目结舌，堪称弥天大谎的“学术”观点及其思想逻辑，在中国思想界毅然流传。显然，不能指望持这种“学术”观点的学者能够科学公正地研究斯大林问题。斯大林一生高举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旗帜，他继承和发展了列宁主义，从未以任何形式和名义树立自己的思想，就更谈不上什么“模式”了。他带领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经过30年艰苦奋斗，创下了特别丰厚而庞大的社会主义事业。是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这样一批人，全盘否定斯大林，在其后近40年里，他们领导的苏联走上了一条与斯大林时代背道而驰的道路，把苏联这份雄厚的家产败了个精光。可是我国一些评论家，不是从戈尔巴乔夫这样一群败家仔身上找原因，把苏联亡国的板子打在辛劳的创建者斯大林身上，非要斯大林创造的辉煌成就为戈尔巴乔夫干出的亡党亡国的败绩承担责任。这是当今我国思想界存在的一种十分反常而离奇的现象。
    不仅如此，我国有学者更荒唐地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苏联模式的全面突破”，这是一种赤裸裸地对中苏两国历史和国情的无知与妄断。苏联的政治体制实行的是一党制和联邦制，它产生并形成于两次世界大战这样一个既是国际战争又是苏联国内战争的历史背景和历史条件下。1922年乌克兰、白俄罗斯、南高加索、俄罗斯四国“自愿、平等地联合成一个新的国家 -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签署条约规定“每一个共和国保有自由退出‘联盟’的权利”， [13]正式成立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1936年苏联新宪法保留并再次“明文规定加盟共和国有自由退出苏联的权利”，建立起了一种完全不同于西方国家两院制的具有苏联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和政治架构，即全新的两院制 - 联盟院和民族院，确认了一系列加盟共和国。[14] 无疑，新中国在诞生时，我国的政治体制就与苏联有极大的不同。1949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就已经产生并确认新中国的政治体制之一是在少数民族集居的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这就是为什么内蒙古自治区的历史比新中国还要长的原因；同时确认的政治体制还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会议，它还一度起过临时制宪会议的作用。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了我国第一部宪法，确立了我国的政治体制和政治架构是“两会制”，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像这样由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创造出来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还有一系列，直到今天，还在建设我国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保持着不可移易和替代的重大主导地位，继续发挥着重大基础性作用，哪里谈得上什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从体制模式层次上对苏联模式和斯大林体制的全面突破”。[15] 这是无中生有，生拉硬扯，自欺欺人。
    在如何学习苏联的问题上，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态度历来非常明确，那就是“无论什么时候，都要谦虚谨慎，把尾巴夹紧一些。对苏联的东西还是要学习，但要有选择地学，学先进的东西，不是学落后的东西。……世界上所有国家的有益的东西，我们都要学。找知识要到各方面去找，只到一个地方去找，就单调了。”[16]
    20世纪以来中国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科学、文化、思想、理论等一系列重大领域，几乎都能找出这样或那样的斯大林因素或斯大林烙印。无疑，既然都是搞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就会有关于社会主义本质和形式上相似或相同的东西，这是必然，也是无可厚非的。西方各国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不是也有许许多多的相同和相似的地方吗？以批判所谓的“斯大林模式”为一种突破口，是帝国主义颠覆苏联的一种“冷战”工具和重要手段，现在帝国主义又把这个战略用于中国。这就是为什么八九风波后邓小平大声疾呼：“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17] 善良的人们，一定要记住邓小平的忠告，千万不要上当啊﹗
    五、斯大林的实践和理论是当代社会主义运动的活水源头
    有人提出，要弄清苏联亡国亡党的原因，只要“深入探讨”这样几个问题就够了，其中摆在第一位题目是：“斯大林的功过是非，也就是说他所代表的制度是否就是列宁所期望的制度，他本人是否列宁主义者，抑或相反。”其中竟说什么把斯大林视为马列主义者“是十分荒谬的”，是“文不对题”。[18] 笔者以为，这样的研究题目和内容的文章，绝不是什么幼稚可笑了，而是企图通过造谣惑众，搅乱是非，从而浑水摸鱼。我国学界竟出此荒唐观点，岂不被我国的友邻俄罗斯思想界和国际学术界耻笑。
    常常读到一些理论文章，不讲道理，上来就斥责斯大林，斥责“斯大林模式”、“斯大林体制”僵化、教条、独裁、极权，实际上，这些作者大多不了解斯大林的生平和思想。
    斯大林严于律己，是有口皆碑的，无论对自己还是对家人。
    早在20世纪30年代，他写信给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儿童读物出版社，坚决反对并阻止了《斯大林童年时代的故事》这样一类书出版。他非常生气地指出：“在这本书里有大量不符合事实、歪曲、夸大、和过分颂扬的地方。作者被童话爱好者、扯谎者（大概是‘善意的’扯谎者）、阿谀奉承者弄迷糊了……这本书有一种倾向，即在苏联儿童（以及一般人）的意识中培植对个人，对领袖和绝对正确的英雄的崇拜。这是危险的，有害的。‘英雄’和‘群氓’的理论不是布尔什维克的理论，而是社会革命党的理论。社会革命党人说：英雄创造人民，把他们从群氓变为人民。布尔什维克回答社会革命党人说：人民创造英雄。”斯大林严肃地指出：“一切这样的书都将为社会革命党人张目，都将危害我们整个布尔什维克的事业。”他“建议把这本书烧掉”。[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