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9日 与钦派专员呆了近3个小时。在我赠送他一本地图集之后，他已经制作了六到八幅地图，并希望我给他说出各个不同国家的名字。我们的许多读音他们全不知晓。的确，两种语言之间的差别真是相差十万八千里。你在他们追踪我们的语言目标和他们真实摹仿的发音之间，几乎不能描绘一个共同之处。英格兰德变为”英格赖特利“--佛郎西是”泼兰赛“，--罗刹是”俄罗叟喝“。
    “3月26日 拜访了一位第一次在专员身边遇到的人，他已经阅读了我们的书籍。他说，这些书籍是违背中国法律的。
    “5月13日  钦派专员再一次有时间处理机密事务。我付出一下午时间给他进行地理知识教授。我和他一起专心探究。他制作的地图是很准确精密的佳作。在他视野中，十分看重的是世界的概要的观念--疆域、政治重要性、商业贸易，尤其是与中国的贸易--相比其他平常国家，他对英吉利、米利坚、佛郎西的知识，予以最深切的特别关注。”15
    台湾中央图书馆特藏室，藏有徐继畬《瀛环志略》最初手稿--《瀛环考略》第一稿全套图文连封面100页（每页双面）。去台湾的方闻先生生前将此稿本复印，寄回家乡的五台县徐继畬纪念馆。第1页写道：
    “道光癸卯冬，余以通商事久驻厦门，米利坚人雅裨理者，西土淹博之士，挟有海图册子，镂板极工，注小字细如毛发，惜不能辨其文也。暇日引与晤谈，四海地形，得其大致，就其图摹取二十馀幅，缀之以说，说多得之雅裨理。参以陈资斋《海国闻见录》、七椿园《西域闻见录》、王柳谷《海岛逸志》，泰西人高厚蒙求诸书，题曰《瀛环考略》，未得其详，故名之曰略也。中土之山经地志，代有撰述，其书充栋。至於方域之外，文士亦多卮言，然其说恢谲，其文瑰异，考之事实，或不尽然。泰西人工於泛海，数万里一苇可航，所至辄绘图而归，故其图颇为可据，非尽如博望之凿空也。方今圣泽覃敷，海外诸国鳞集仰流，帆樯萃集，其疆土之广狭，道里之远近，任边事者，势难已於咨询。此说虽略，聊以为嚆矢云尔。
    甲辰秋七月山右徐继畬识”16
    从这段题识判断，此稿完成于1844年。对美国独立战争后，推举统领（州长）、总统领（总统）的过程，继畬作了兴趣盎然的记载：
    “兀兴腾既得米利坚之地，与众议曰：得国而传子孙，是私也。牧民之任，宜择有德者为之。分其地为二十六部。每部正统领一，副统领一，以四年为任满，集部众议之，众皆曰贤，则再留四年（八年之后，不准再留）。否则推其副者为正。副或不协人望，则别行推择。乡邑之长，各以所推书姓名投匦中，毕则启匦，视所推独多者立之。或官吏，或庶民，不拘资格。退位之统领，依然与齐民齿，无所异也。二十六部正统领之中，又推一总统领，居於京城，专主会盟战伐之事，各部皆听命。其推择之法，与推择各部统领同，亦以四年为任满，再任则八年。自兀兴腾至今，开国六十馀年，总统领凡九人。今在位之总统领，勿尔吉尼阿部所推也。……
    按，兀兴腾，异人也。起事勇於胜广，割据雄於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於天下为公，骎骎乎三代之遗意。其治国崇让善俗，不尚武功，亦迥与诸国异。余尝见其画像，气貌雄毅绝伦。呜呼！可不谓人杰矣哉。”17
    上述记载和评论，抓住了通行世界的民主政治程序的选票、竞争、参与、任期等本质特征，尽管他没有把“各以所推书姓名”的那张纸叫做选票。写了删，删了加的“几于天下为公”六字，智慧地实现了西方民主思想和中国传统思想的接轨。这就充分表明他成功地为中国引进西方民主思想的价值体系。
    香港李志刚牧师注意到，《瀛环志略》仍旧保留上述按语，只是将“兀兴腾”改为“华盛顿”。徐继畬撰写《瀛环考略》之前，裨治文于1838年已出版《美利哥合省国志略》，1844年梁廷枬撰《合省国说》，两书均译称“华盛顿”。足见徐继畬撰写《瀛环志略》之时，论及美国民主政制及对华盛顿的赞词，实非参引他书，而是从雅裨理牧师直接传授。18
    1832年5月裨治文在广州创刊并主编的英文月刊《中国丛报》，出版长达20年，全部20卷保存在中外多家图书馆，是研究鸦片战争前后中外关系的重要文献。该刊于1844年5月号选登雅裨理从鼓浪屿寄出的1843年11月至1844年3月的日记。这段时间内，除2月29日的以外，关于与徐继畬及其部下接触的日记都刊登出来，经过增删，文意更加连贯，限于篇幅不再征引。
    接替裨治文主编《中国丛报》的卫三畏（Samuel W. Williams 1812-1884），在1851年即该刊的最后一年发表评论，用25页篇幅，详细分析了《瀛环志略》的内容和意义。他赞扬徐书是“沿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并提出，徐继畬已经充当了中国现代世界观的创造者和宗师的历史性角色。卫三畏在评论中追记徐雅厦门对话时说：“他于1844年1月到达那里，通过水师提督、舰艇军官和其他官员，听到许多关于停留在那里的外国人的情况。也许他在这时，已经计划撰写他的著作，因为雅裨理牧师谈起他时曾说，‘他是我迄今见过的中国高级官员中最爱寻根究底的人’；雅裨理在同时的日记中写道，他曾向徐继畬提供过地图和地理资料。同年5月，徐继畬再次来到厦门。雅裨理用一个下午的时间和他面对面交谈，给了他更多地理和历史的知识。‘他是大方和友好的’，雅裨理先生在日记中写道：‘当我尽力而为之后，显然他已经获得相当可观的知识；然而，徐继畬如饥似渴想了解的是世界各个中央王国的真实状况，这远胜过他对天堂真理的追寻。’”卫三畏显然利用了雅裨理寄给《中国丛报》的日记底稿。19
    卫三畏对徐继畬的印象是如此之深，以致此后若干年，他在修订关于中国的不朽报道、19世纪在美国有相当广泛的关心中国的读者的《中国总论》时， 至少四次提起徐继畬。卫三畏书中说， 徐是鸦片战争以后，“沿海官员中能够看到其结果很可能是持久的和严重的”“少数几个富有思想的人”之一。他“比他们在京城的上级能更好地领悟，‘西洋人’在五个开放口岸的出现，对（中国）输入了持久的势力”。卫三畏引证说， 徐继畬是在厦门接待美国传教士雅裨理、文惠廉以及甘明博士的地方官员之一。徐“到他们的住处，在这里， 他们就有机会回答他关于域外国土、风俗习惯的理性询问”。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