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是近代中国戊戌变法时期杰出的理论家和宣传家，也是当时著名的翻译家和教育家。
    1895年他在天津《直报》连续发表著名政论《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及《救亡决论》等，1897年又创办《国闻报》。他在天津鼓吹变法维新，与梁启超在上海，谭嗣同在湖南，相齐名于世。对严复在当时地位，梁启超在其《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有这样评价：
    “时独有侯官严复，先后译赫胥黎《天演论》，斯密亚当《原强》，穆勒约翰《名学》、《群已权界论》，孟德斯鸠《法意》，斯宾塞尔《群学肄言》等数种，皆名著也，虽半属旧籍，去时势颇远；然西洋留学生与本国思想界发生关系者，复其首也”。
    事实上，严复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文化巨人，即使在戊戌变法期间也是杰出的理论家和宣传家，而梁启超对此却有意抹杀，仅仅把他看作是当时传播西学名著的翻译家，认为他所译“半属旧籍，去时势颇远”，而严复的社会地位，仅仅是“西洋留学生与本国思想界发生关系”。显然，这个评价是很不公允的。其实，严复本人对康、梁的看法亦有保留，认为他们“于道徒见其一偏”（严复：《与熊纯如书》《戊戌变法》（二），600页）。因此，有必要对严复变法维新思想的理论特色及其历史价值进行再探讨再认识。
    综观严复的变法维新思想，我认为有如下理论特色：
    一、以西方进化论为变法维新的理论基础
    严复在中日战争失败的刺激下，痛感“国祸益深”，他腐心切齿，决心致力译述以警世，实现变法图强，以达到“经国利民”的目的。他论述变法维新，是以西方进化论为理论基础的。西方进化论的奠基人是英国杰出博物学家达尔文。严复在天津《直报》发表的《原强》中，开宗明义就介绍了达尔文及其进化论。他说：达尔文“垂数十年而著一书，曰《物种探原》（今译为《物种起源》）。自其书出，欧美二洲，几于家有其书，而泰西之学术政教，一时斐然。”又说，其书之两篇尤为著名，“其一篇曰物竞，又其一曰天择。物竞者，物争自存也；天择者，存其宜种也”（严复：《原强》，《戊戌变法》（三），41页）。他认为民民物物，各争其自存，其始则种与种争，及其稍进，则群与群争，弱者常为强肉，愚者常为智役；而联系到当时“四邻耽耽，恐未及有为，已先作印度、波兰之续”（同上，46页）的民族危机，严复强调必须坚持达尔文之进化论作为变法图强的先务。所以，他说：“达尔文曰物各竞存，最宜者立，动植如是，政教亦如是”（同上，53页）。这样，他就把达尔文的进化论作为当时鼓吹自强保种，救亡图存的思想武器。
    严复在当时思想界影响最大的，是他所翻译的赫胥黎《天演论》。（所称“天演”，即进化之意。）此书1985年译成初稿，1987年载于《国闻汇编》，1898年正式出版，该书在清末流传30多种版本，为出版界所罕见，由此可知该书不仅在当时，而且在辛亥革命时期亦有极大影响。
    赫胥黎《天演论》认为生物是进化的，不是不变的，而其进化的原因，是由于物竞天择的规律决定的。所谓物竞，是指物种的生存竞争，弱肉强食；所谓天择，是指物种的自然淘汰，优胜劣败。赫胥黎又认为生物的进化与人类的伦理不同，前者由生物的物竞天择自然规律所决定，后者与“人性本善”和“天良保种”有关。而严复则认为物竞天择规律是生物自然的普遍规律，对人类也是完全适用的，其强调指出：“动植如此，民人亦然。民人者，固动物之类也”（同上，42页）。严复还认为人类社会不仅受到“天演公例”的支配，也受到生存竞争的制约，他强调“争天而胜天”，深信“世道必进，后胜于今”（严复：《天演论》，47页）。所以，他在《译〈天演论〉自序》中指出：此书“于自强保种之事，反复三致意焉”。他的意图很清楚，就是要强调中国必须应顺“天演”的进化规律实行变法维新，使国家由弱变强，否则将沉沦于帝国主义弱肉强食而亡国灭种被淘汰。可见严复译《天演论》应顺着当时救亡图存，振兴民族国家的时代需求，所以其书传播甚广，影响极大，从此“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成为风靡于世的口头禅，连素来目空一切的康有为，也承认严复是“中国西学第一”（康有为：《与张之洞书》）。
    还必须着重指出：严复通过翻译《天演论》，为近代中国引进了西方进化论，作为考察认识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宇宙观，这在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上，是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历史事件，特别严复以进化论为武器，对当时顽固恪守“天不变，道亦不变”信条的封建守旧派从理论上予以致命性打击，从而奠定了严复在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巨人地位。
    二、以西方天赋人权论抨击封建专制主义
    严复以西方天赋人权论抨击中国封建专制主义，是其变法维新理论的又一特色。
    西方天赋人权论，源于法国18世纪资产阶级杰出启蒙思想家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又译为《民约论》）。他反对君权神授论，主张人民的权利是天赋的，是不可转让、不可分割、神圣不可侵犯的。人民在自然状态下，人人都是自由、独立、平等的，从来不存在天生的奴隶和天生的主人，不存在服从与被服从、奴役和被奴役的关系。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人民为了保障自己的权利和自由，订立社会契约组成国家，因而国君是人民的公仆，如果国君违背民意而变成专制暴君，人民有权推翻他的统治，以恢复自己的天赋人权。